浅论生命法的特点及我国生命立法的问题与对策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内容提要：生命法是现代法律体系中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它具有综合性、伦理性、科技性、公益性和共损性以及预见性的特点。我国生命立法发展较为迅速，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生命法的基本特点及我国生命立法的几个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生命法；我国；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生命法是伴随着人类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并于二战后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进步而兴起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1] 其一经出现即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到本世纪70年代，各国有关生命的立法已涉及包括卫生保健、疾病控制（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和药物治疗等）、精神卫生、生育与人口、安乐死、环境保护、放射安全、器官移植、性病防治、人工授精等在内的20多个方面的问题。[2] 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生命法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其有别于其他部门立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生命法就是指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以调整生命社会关系、保障人们的生命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与我国其他部门立法相比，我国生命立法虽起步较晚，但其发展却极为迅速，目前，我国生命法的内容已经涉及到传染病防治、计划生育、卫生保健等许多领域，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因此，研究生命法的特点及我国生命立法现有的一些问题，并探讨完善我国生命法的途径和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命法的特点
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生命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即它决定和服务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由于它所调整的是围绕人们的生命健康问题而发生的各类社会关系，从而决定了其必然又具有某些自己的特征。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性
与其他部门立法相比，生命法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1）就调整对象来看，生命法的调整对象是生命社会关系。而所谓生命社会关系，就是指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为促进生命科技的健康发展和保障人类生命的存在、健康与长寿而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3] 也就是说生命社会关系是由许多种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是一种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并几乎涉及到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关的每个领域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2）由于调整对象的综合性，决定了对这种对象的调整需要通过包括经济、行政、法律、道德、技术以及教育等在内的多种调整方法和调整手段，而生命法必须对这些手段或方式加以确认和引导，以对生命社会关系这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进行综合性的调整。换句话说，生命法所采纳的调整方法和手段也是具有综合性特征的。（3）从体系上来看，生命法律体系是一个极其庞杂的法律体系。该体系中不仅包括了数量众多的生命法律法规，且包括了宪法、刑法、民法、环境法、行政法及诉讼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的许多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大量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等等，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体系。可见，就体系而言，生命法也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
（二）伦理性
伦理道德是人类生命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命法的调整对象是生命社会关系，所以，在其在对人类生命科技活动加以干预和调节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大量的人类伦理与道德规范。这就要求生命法做到以下两点，即：它既要对某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认同及保护，同时又要对某些新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以决定是否应予以认同和保护。这样一来，生命法必须将某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如生命科学技术的利益共享原则、生命资源利用的知情同意原则、生命科技活动的公正互助原则等纳入自身的调整体系，并升格为具有重要地位的法律规范；同时对那些严重违反人类伦理道德的行为如克隆人、人体器官买卖、生命科学技术的滥用等要明令加以禁止。因此，在调节生命科技活动的过程中，许多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便渗透到了生命法之中，使得其具有了浓厚的伦理性。
（三）科技性
由于生命法的调整对象即生命社会关系“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类与生物圈即人与自然的关系”，[4] 因此，生命法就必须要建立在生命科学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要遵从、体现和突出基本的自然科学规律，如生理规律、生态规律等等。这就使得生命科学成为生命法的立法基础。而生命科学的技术性决定了生命法必然也具有科技性的特点。表现在：（1）生命法必须将生命科学的某些成果作为自身的内容之一，如我国《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中关于基因工程、DNA、基因等术语的解释就明显是生命科学成果在生命法中的反映和体现；（2）在生命法的所有规范中含有大量的体现人类生命规律的科技性法律规范，如我国新《婚姻法》第7条关于禁止结婚的规定，第36条关于夫妻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的规定等，这些科技性规定显然都是生命科学的直接成果；（3）在生命法律体系中，拥有大量的自然技术突出的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如我国的《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器官移植技术规范条例》、《脑死亡判定标准》、《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条例》等。这些标准、规范、操作规程在生命法律体系中具有独特且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与其他各类生命法律法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构成整个生命法律体系。
（四）公益性和共损性
如前所述，生命法的调整对象是生命社会关系。这是一种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并以生命科学技术为纽带的综合性的社会关系。而生命科技作为一把具有正负两方面效应的“双刃剑”，可能会给这种社会关系下的每一个人都带来巨大的福祉或是难以挽回的损失。这样一来，生命法就必然要承担起两个方面的任务，即：首先，它要保障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以保障整个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其次，它又要限制和惩治对该技术的不当利用或滥用的行为，以防止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这就决定了生命法在调整生命科技活动的过程中可能要面对两种结果：其一，它对生命科技活动进行了健康的引导、正确的保障和合理的规制，从而推促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保障了整个社会的公益；其二，它未能对生命科技活动进行合理引导和有效保障，而是限制和阻碍了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或对其不健康应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共同损害。从这一角度而言，生命法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共损性特征。
（五）预见性
生命法是以保护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以维护人类生命健康及其尊严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目的的，而生命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安全和利益的不确定性，其研究成果的应用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往往是难以估量和不可预测的。因此，生命法必须正确预测和权衡生命科学技术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生命科技活动作出恰当合理的引导和规制。即，一方面，生命法要保障生命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保障那些公益性突出的生命科技活动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它又要对生命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予以必要的约束，对那些可能产生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行为，如克隆人等，加以严格规制。这就使得生命法在立法过程中必须特别注重、强调、坚持和遵循超前立法的原则，从而在立法内容上具有极强的预见性。
二、我国生命立法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生命立法起步相对较晚，然而其内容却已广泛渗入到了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医药管理、精神卫生、计划生育及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并已拥有了大量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范等，如《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卫生检疫法》、《献血法》、《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防疫工作规范》、《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节育手术常规》等等。然而，就总体来看，我国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一）立法步伐滞后，缺乏预见性
立法滞缓是我国各部门立法的一大通弊，在生命立法领域，由于生命科学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弊病更加明显和突出。例如，我国自70年代末即已开始了重组DNA研究工作。目前已有几种基因工程医药进入中试阶段；兽用基因工程疫苗和抗病毒转移基因烟草正在进行野外实验，有的已在大面积推广；而众多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重组DNA工作，不久也将进入中试或野外实验阶段。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未制定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安全法规，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申报程序和必要的评审监督制度，致使重组DNA研究及其应用中的安全问题，在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不良状态。[5] 直到1990年和1993年才分别由卫生部和国家科委制定并颁布了《人用重组DNA制品质量控制要点》和《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两个规章。再如辅助生殖技术方面，我国在1983年便诞生了第一个试管婴儿，但相关的立法却直到2001年初才姗姗而来，[6] 而在与该技术密切相关的民事、刑事等许多领域内却至今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充分暴露了我国生命立法的滞后性。此外，就与生命科技相关的某些立法而言，尽管在立法过程中充分注意总结了司法实践经验，但却忽视了法律的科学预见性。这一点在刚刚修改和颁布的新《婚姻法》中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新《婚姻法》的颁布是我国立法实践中的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件，因为该法在修改的过程中第一次采取了向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的先例。然而，新《婚姻法》这种开创性所散发出的光芒却并没有能够掩饰其预见性不足所产生的严重缺陷，因为在该法中并没有任何关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法律规定。这不但对于确定那些利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诞生的婴儿的法律地位、调整与之相关的家庭关系方面是极为不利的，且使我国生命立法的预见性没有能够得到较好的体现。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是一国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立法层次上，法律体系可分为原生法律体系和次生法律体系两种。在我国，所谓原生法律体系就是指由我国宪法、民法、经济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环境法、科技法及军事法等所组成的第一层次的法律体系；而第二层次以上的法律体系则为次生法律体系，如民事法律体系、刑事法律体系等。由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独特的调整方法，生命法律体系显然也应是一种原生法律体系，即有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各类法律法规所组成的、相互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如前所述，我国生命法已涉及到了诸如传染病防治、精神卫生、环境保护等在内的许多领域，并已拥有了相关的大量法律法规。这无疑为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就总体上来看，我国生命立法体系还远没有健全，甚至严格一点来说，这些立法还难以真正成为一个体系。表现在：首先，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一部能够承担起“领头羊”作用的基本法。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应以具有一部基本法或相当于基本法效力的法律为要件，如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的《民法通则》、刑事法律体系中的《刑法》及环境法律体系中的《环境保护法》等。而就目前来说，在我国生命法领域还没有这样一部法律。这就使得我国生命法群龙无首，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其次，某些极其重要的生命立法领域，我国甚至还没有严格法理意义上的“法律”。[7] 如在生命科技法领域，我国就只有几部部门规章，而没有一部严格法理意义上的法律。再次，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中还存在严重的法律空位现象。尽管我国生命法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这并不说明我国生命法律体系就已经很健全了，相反，它还远没有健全，在许多领域还没有加以规定。如在安乐死、脑死亡领域迄今都还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而在器官移植、遗体捐献方面，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包括《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等地方性立法，但目前尚无一部全国性统一立法。
（三）内容不完善
除了滞后性方面的问题及法律体系方面的问题之外，内容上的不完善也是我国生命立法的一个突出问题。表现在：（1）当前，我国的生命立法对生命科技活动的规制基本上还只是采用行政法律规制一种形式，民事法律规制和刑事法律规制还没有被正式纳入立法之中。表现在具体法律制度上，我国尚未建立生命科技活动的民商事制度和刑事制度，这不仅使我国在生命科技活动的民商事调整和刑事调整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且没有体现我国生命立法的综合性特点。以生命科技立法为例，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制定和颁布了包括《兽用新生物制品管理办法》、《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等在内的众多生命科技行政立法；而在与之相关的民商事立法和刑事立法领域，我国则至今还没有多少具体规定。例如，我国刑法迄今为止尚未规定生命科技犯罪，而民商法迄今也还未就基因、人体器官、人的遗体等法律性质作出明确定性。（2）某些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尚未被纳入我国生命法之中。由于生命法在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在生命立法领域，伦理道德法律化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最大限度的发挥生命立法的调整功效具有重大的推促作用。对某些伦理道德规范，生命法有必要对其加以认可和维护，并将其升格为法律制度，使之成为生命法内容的一部分。但就我国目前现行的有关生命立法的内容来看，许多基本的、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如知情同意原则、禁止人类克隆原则等，都显然还没有明确成为我国生命立法的规则。这也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生命立法内容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无论是就宏观体系方面，还是就具体内容方面，我国生命立法都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我国生命立法的综合性、伦理性及预见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现，且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其对我国生命社会关系的及时、有效调整。为此，我国必须及时的采取应对策略，以完善我国的生命立法。质言之，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倡导生命立法领域的超前立法，提高生命立法的预见性
一般而言，“法律总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现有的有利于掌握政权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确认和保障”。[8] 然而，另一方面，法律又不仅仅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更在更大程度上应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生活秩序的一种预期。换言之，法律并不总是消极地承认现状，它还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秩序的一种勾画、设计和引导。因此，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或“预见性”。为此，需要立法者在总结经验、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正确把握立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分析事物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便做出科学的预测。并将这种科学的预测反映到立法之中。这一点，在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立法领域，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往往是两方面的，其健康发展会会给全社会甚至整个人类都带来丰硕的收益，而其滥用也极会给人类带来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甚至是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预测科技所可能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并运用立法加以调整和规制便显得极为重要。生命法是调整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的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与人们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故更有必要提高对其预见性的要求。但恰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生命立法不仅缺乏应有的预见性，甚至连立法的及时性都难以满足。这不仅影响了对我国生命社会关系的调整，且为我国生命科技的安全健康发展留下了立法隐患。可见，加快我国生命法领域的立法步伐，提高生命法的预见性，已成为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理论上，我国生命法之所以滞后并缺乏预见性决不是偶然的，从根源上来说，它是由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就客观因素而言，主要是科学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主观方面则主要是由于立法者指导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对于前者，我们只能够寄希望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对于后者，即立法指导思想上的障碍，我们却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补救。为此，需要我们的立法者摆脱传统的“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总结性立法指导思想的束缚，树立超前立法意识，倡导生命法领域的超前立法。这是因为，“超前立法可以使人们改变旧的行为模式，建立新的行为模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把落后推向先进，把野蛮推向文明，起到法律对社会的促进作用”。[9]当然，超前立法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其必须建立在认真调查研究和科学预测及论证的基础之上，并且还必须要注重立法技术，作好生命立法的规划和设计。否则，这种立法也必将难以具备科学的预见性。
（二）逐步完善各项生命立法，建立健全我国的生命法律体系
是否具有健全的生命法律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生命法制建设和生命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健全的生命法律体系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是各项生命立法的完善，其二是各项生命立法之间能够组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且内部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
就目前来看，我国生命法显然还远没有达到上述要求。因此，完善各项生命立法，建立健全生命法律体系应当是我国今后生命立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使命。
就完善各项生命立法而言，笔者以为，我国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首先，建立并完善其他各个部门立法中有关生命社会关系的调整制度。具体言之，在民法方面，针对生命科学所可能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如试管婴儿的法律地位、其父母的确定、财产的继承等等，要设立相应的民事制度；在刑法方面，针对生命科学技术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各种严重危害，要增设相应的罪名和法律责任；而在环境与资源保护等其他领域，也要相应的建立各类具体的制度加以调整和规制。其次，要充分重视伦理道德法律化在生命立法领域的重要意义，将那些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生命伦理道德原则或规范法律化。如，可将前文所说的生命资源利用的知情同意原则升格为一项重要的民商事法律原则，以来判断有关生命资源利用的合法性；而对于生命科技利用的公平互助原则，则可将其作为我国生命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来加以规定等等。
当然，完善各项生命立法只是健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第一步。在做好这一步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对我国整个生命立法的架构进行合理规划。从法理上来说，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应首先以具有一部基本法或相当于基本法效力的法律为要件的；其次，该体系应是一个内容广泛、涉及面广的综合性体系，它又要求具备各项专门的生命单项立法和技术规范、标准等。以此为基点，笔者以为，我国的生命法律体系应当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宪法有关保护人们生命健康的规定；（2）生命基本法；（3）生命单项法，具体应包括有《生命技术法》、《计划生育法》、《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献血法》等在内的各类一般法律及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制定和发布的各种法规和规章以及各类地方性法规；（4）有关的各类技术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5）其他部门法中调节生命社会关系的有关法律规定。按照这一体系设计来加以衡量，我国现行生命立法显然还难以真正构成为一个体系，更不要说是构成为一个健全的体系。因此，在我国今后的生命立法过程中，有必要设立一部《生命法》以作为我国生命立法的基本法；同时，也应逐步加强各项专门的生命单项法的立法建设，并逐步完善现有的各项生命技术标准和规范等等。这是建立并健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客观需要。
[1] 从法理上来说，某类立法能否构成一个法律部门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该类立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其次，该类立法具有特殊的调整方法和手段。笔者将生命法定位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生命法有其所调整的明确、特定且独立的社会关系领域；（2）生命法的调整是手段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这一特点是任何传统法律部门所不具备的，因而，将其纳入传统法律部门必然会存在理论上的障碍；（3）现代生命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各国必须将与人的生命健康有关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新型的的社会关系，并应根据其综合性特点专门进行综合性的重点调整，而传统的法律部门都难以担当这一重任。可以说，这些条件已经使生命立法具备了成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的最基本前提，加之其在各国法制建设中起步未久，故应当是一个新型的法律部门（具体论证可参见拙文：《我国生命法的现状及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 倪正茂：《生命法学略论》，《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3期。
[3] 有学者将生命社会关系界定为：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为促进生命科技的发展并保障人类生命的存在、健康和长寿而形成、可据以协调生命科技劳动者、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机构内部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社会关系（参见倪正茂著：《科技法学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笔者以为，这一界定范围过于狭窄，因为在生命社会关系中很明显还应当包括普通公民围绕生命健康等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如医患关系就是很普遍的一种生命社会关系。
[4] 谈大正：《当代生命法学的特点》，《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 赵震江：《科技法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506页。
[6] 即指2001年2月由卫生部制定和发布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两个部门规章。
[7] 从法理上来说，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审议通过的规范性围歼才可以称为法律。其中，前者为基本法律，后者为一般法律。
[8] 乔克裕：《法理学教程》，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第261页。
[9] 张根大、方德明、祁九如：《立法学总论》，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计委襄樊市“十五”规划编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湖北省襄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襄政办发[2000]30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计委襄樊市“十五”规划编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计委《襄樊市“十五”规划编制实施办法》，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０００年三月二十六日
襄樊市“十五”规划编制实施办法
（市计委2000年3月16日）
为改进中长期规划编制方法，规范编制程序，提高规划的科学性，逐步实现规划编制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使中长期规划性质、作用和内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达到依法治市、依法行政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十五”规划编制方法和程序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 88号）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计划委员会关于湖北省“十五”规划编制实施办法的通知》(鄂政办发[2000]5号)精神，现就全市“十五”规划编制提出以下实施办法。
一、“十五”规划的作用和编制方法
“十五”规划是实施我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编制“十五”规划是关系21世纪初我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部署的重要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各规划编制单位要充分认识“十五”规划的重要意义，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转变观念、统一认识、精心组织，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十五”规划编制工作。
编制好“十五”规划，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拓创新，在规划思想、内容、方法以及形式上，勇于探索，大胆试验。
（一）在“十五”规划编制中，要进一步提高社会参与度，增加透明度。各规划编制单位要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集思广益，并从规划编制启动时起，就要十分注意作好宣传工作，力求使规划的有关意图、主要内容广为人知，形成广泛共识。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单位要积极配合全市“十五”规划编制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二）在“十五”规划的研究中，要切实转变观念、更新思想。在立足国内的基础上，针对“入世”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充分考虑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把本市经济与国内外经济结合起来，把提高全市竞争力放在重要位置；要转变政府职能，对主要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中长期规划发挥指导性作用；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发挥优势、体现特色，合理确定发展战略和速度。
（三）在“十五”规划的内容中，要进一步突出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要理清思路、突出重点，减少具体指标和项目，不要面面俱到。要重视所处国内外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和背景的分析判断；重视市场预测、发展趋势分析和展望；突出关系全局、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解决的策略；突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和步骤；突出人口、就业、城乡、地区等社会结构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在“十五”规划的形式上，各地要大胆创新，做到多样化。要根据不同的用途，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与表现方式，按内外有别的原则，形成多样化的文本，如文字本、图册、光盘、网页等，以适应政府工作和对外宣传工作的需要。同时要按照通俗易懂的原则，形成生动活泼，面向大众的文本。
二、“十五”规划的类型和编制原则
“十五”规划包括三个层次：
（一）全市“十五”规划纲要
全市“十五”规划纲要是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对象编制的规划，是21世纪初全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部署，是制定其它各类规划、年度计划以及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
全市“十五”规划纲要的编制，以中共襄樊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精神为指针，以全省“十五”规划纲要为依据。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从市场需求出发，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科教兴市战略，坚持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就业、城乡、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促进全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推进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扩大开放，充分考虑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竞争力。
（二）重点专项规划
重点专项规划是以关系我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等重大问题为对象编制的规划。
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要符合全市“十五”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与相关的重点专项规划及行业规划、地区规划相协调；重点突出，有鲜明的针对性，目标具体，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明确政府的责任和义务、重大建设项目及布局设想、必要的资金配置方案。
（三）行业规划、地区规划
行业规划是以特定行业（产业）为对象编制的规划。行业规划的编制要符合全市“十五”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与重点专项规划、其它有关行业规划相协调；遵循行业发展规律，体现本行业的经济、技术特点，符合科学技术进步方向；创造行业内公平竞争、抑制垄断的良好发展环境和机制，符合改革方向，防止出现不合理的重复建设；行业规划应以国内外市场需求预测、竞争力分析和发展态势展望为重点，反映市场，引导市场；对确需政府组织落实的规划内容，要明确政府的责任和
义务。
地区规划是指县(市)区所辖行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或其特定行业、领域为对象编制的规划。县(市)区“十五”规划纲要的编制，要符合全市“十五”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与重点专项规划、行业规划及相邻地区的规划相协调；从全局出发，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合理确定本地区发展战略和目标；突出重点，体现特色，避免规划的雷同。
三、“十五”规划编制程序和分工
（一）全市“十五”规划纲要
“十五”规划纲要草案由市人民政府提出，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市计委负责起草“十五”规划纲要草案。具体程序是：
1、“十五”规划纲要的基本思路，由市计委在广泛征求并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充分考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的行业规划基本思路的基础上，于2000年4月提出研究成果并报市政府。
2、编制“十五”规划纲要的基本要求、指导思想、发展战略、宏观调控目标 和宏观经济政策等问题，由计委组织有关方面进行研究，提出初步意见，报市政府审定后，于2000年9月前，完成“十五”规划纲要框架性草案，并就发展战略、宏观调控目标、重点领域的发展方向和政策等，与其它宏观调控部门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衔接。
3、在市政府领导下，市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在2000年12月前，完成“十五”规划纲要草案，报送市政府。
4、“十五”规划纲要草案经市政府审定后，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
（二）重点专项规划
重点专项规划草案由市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县(市)区负责编制，市政府审定。
具体程序是：
1、市计委组织有关部门、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对重点专项规划涉及的特定领域、特定区域的发展环境、市场需求、规划重点等进行分析预测，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基础上，2000年4月前分别完成重点专项规划总体思路及分领域思路。
2、市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县(市)区政府组成重点专项规划起草小组，2000年6月前完成重点专项规划草案。
3、市计委就重点专项规划草案中的有关问题组织论证，并会同市有关部门、县(市)区人民政府与相关规划草案进行衔接。
4、2000年10月前，市计委会同有关部门、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将重点专项规划草案上报审定。
在目前工作基础上，拟先编制15个重点专项规划。15个重点专项规划及编制单位为：
（1）襄樊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农委、农牧局、林业局、水利局、水产局、乡镇企业局等部门编制。
（2）襄樊市汽车工业发展“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经贸委、汽车办、汽车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编制。
（3）襄樊市纺织服装工业发展“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经贸委、纺织工业公司等单位编制。
（4）襄樊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科委、经贸委、农委、教委、高新区管委会等单位编制。
（5）襄樊市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十五”规划，由市计委(市信息办)会同市电信局、广播电视局等部门编制。
（6）襄樊市第三产业发展“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财委、经贸委及有关部门编制。
（7）襄樊市场流通和市场体系发展“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财委、外经委、贸易局、粮食局、供销社等部门编制。
（8）襄樊市城市化和城镇体系发展“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建委、规划局、城建局、公安局、民政局等部门编制。
（9）襄樊市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教委、劳动局、民政局、人事局、文化局、卫生局、广播电视局、体委、计生委、旅游局等部门编制。
（10）襄樊市交通通信发展和建设“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交通局、邮政局、电信局等有关部门编制。
(11)襄樊市固定资产投资和重点建设“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经贸委等部门编制。
（12）襄樊国土整治和环境保护“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水利局、土地局、环保局、地矿局、气象局等单位编制。
（13）襄樊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外经委等有关部门编制。
（14）襄樊市能源发展和节约“十五”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经贸委、供电局、水利局等部门编制。
(15)配合国家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由市计委会同市水利局等单位编制。
（三）行业规划、地区规划
行业规划由市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按其职能负责编制并审定，市计委负责衔接。
“十五”期间拟编制的行业规划，由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行业发展需要确定。具体特点是：
1、行业主管部门对本行业的发展环境、市场需求、发展态势进行分析预测，并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以及了解有关行业和地区规划设想的基础上，完成行业规划的基本思路，送市计委，供研究“十五”规划纲要基本思路参考。
2、行业主管部门起草并征求意见，完成行业规划草案。
3、对涉及跨行业的重大问题，需要国家和省投资及省和市组织落实的重大项目，以及需要统筹考虑项目布局的行业规划，行业主管部门应于2000年5月前将行业规划草案送市计委进行衔接。市计委于2000年10月前将正式衔接意见反馈给行业主管部门。
4、行业主管部门对行业规划草案进行修改完善,2000年12月前完成审定工作后，送市计委及相关部门备案。
各县(市)区“十五”规划纲要的编制进度，应尽可能与市“十五”规划纲要的编制进度相衔接。经同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后，送市计委备案。
四、“十五”规划的发布、修订及其它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及保密的内容外，所有“十五”规划，由编制单位及时公布规划文本或摘要，并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重点专项规划和行业规划，须在市“十五”规划纲要审议批准后公布。
“十五”规划一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随意改动。需调整修订的，由原编制单位按程序进行修订，经审定后发布。
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十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领导，各级领导要参与到规划过程之中，尤其是要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与研究；要组织精干、得力的工作机构，具体负责规划的组织、编制、协调工作，并保持人员的相对稳定。
编制全市“十五”规划所需必要经费，由市财政局予以安排。各县(市)区“十五”规划所需经费，由县（市）区财政部门予以安排。
本实施办法由市计委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