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盘锦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盘锦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盘政办发〔2010〕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盘锦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暂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盘锦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全市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规范其经营行为，促进其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辽政发〔2008〕42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辽政办发〔2008〕81号）和《辽宁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印发〈辽宁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辽金办〔2009〕68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小额贷款公司，系指经省政府金融办批准的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市政府金融办作为全市小额贷款公司的政府监管部门，负责对全市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引导资金流向“三农”和中小企业，防范小额贷款公司出现经营风险和社会风险。
第四条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遵循合规、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坚持促进发展和防范风险相结合、风险监管和合规监管相结合、定性监管和定量监管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监督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授权各县、区政府（或指定监管部门，下同）开展小额贷款公司日常业务监管工作。各县、区要有专门机构和人员，从事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工作。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须具备与其任职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
从事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工作人员，不得在小额贷款公司中兼任职务及持有股份，有责任为其监督管理的小额贷款公司及当事人正当合法的商业事宜保守秘密。
第六条各县、区负责辖区内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申请的初审工作，指导、帮助辖区内小额贷款公司的筹建和开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省、市有关规定，对辖区内小额贷款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有关事项变更进行初步审核并提出意见，报市政府金融办。同时，按照市政府金融办非现场监管要求，对非现场监管报表资料进行统计、汇总、分析。
第七条各县、区要根据市政府金融办年度现场检查工作安排和自身工作需要，对辖区内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市政府金融办；负责考核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指标执行情况，对其经营状况、风险程度作出客观评价，并报市政府金融办。
第八条各县、区根据风险程度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分类，对高风险的小额贷款公司及时发出预警信号，督促和指导其制定防范、控制和化解风险方案，并对其进行跟踪监控；对不能有效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小额贷款公司，及时提出处置意见，并报市政府金融办。
第九条市人民银行应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信贷征信系统，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测。一旦发现不明用途资金大量流入，及时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机构通报。市银监局协助市金融办对小额贷款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要履行财务管理职责，加强财务风险监管，促进小额贷款公司稳健经营。市工商局负责根据工商管理相关法律规定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章合规性经营要求
第十条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融入资金的利率、期限由小额贷款公司与相应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协商确定，利率以同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加点确定。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以借款等方式向内部或外部集资，不得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第十一条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范围为经营小额贷款及省政府金融办批准的其他业务。对于经营稳健、内控制度健全、法人治理严谨、人员素质较高、考评优秀的小额贷款公司，报经省政府金融办批准后，可开展新业务试点。
小额贷款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经营活动，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但不得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具体浮动幅度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确定。
第十二条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原则上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公司资本净额的5%，对单一集团企业客户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20%。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股东发放贷款，不得跨市经营。
第十三条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变更事项，应经市金融办审核后，报省政府金融办批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或质押。
第十四条小额贷款公司开业后，经营合规、业绩优良、风险控制较好的，可申请增资扩股。
第十五条小额贷款公司要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股东、董事、监事和经理的权责及分工协作关系，制定必要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增强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第十六条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健全贷款管理制度，建立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和拨备制度，计提呆帐准备金，覆盖风险。
第十七条小额贷款公司应执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42号），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真实记录和全面反映业务活动和财务活动，并按要求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相关报表和资料。
小额贷款公司应聘请具备资质、经省政府金融办认可的中介机构对其年终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将审计结果报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机构。
第十八条小额贷款公司应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帐户后5个工作日内，将其开户行名称、帐号等信息报市、县（区）金融办备案。
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发放和回收要通过银行机构办理。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进行帐外经营。
第十九条小额贷款公司应按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机构要求，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包括定期向公司股东、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机构、合作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等披露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以及年度经营情况、融资信息、重大事项等内容。
第四章监督管理措施
第二十条各县、区要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产质量、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合规经营等方面实施持续、动态监管，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
第二十一条各县、区要定期组织对辖区内小额贷款公司的现场检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于风险较大、问题较多的公司，实施重点专项监控。小额贷款公司要自觉接受检查。
第二十二条各县、区要建立监管档案。监管档案应包括电子档案和文本档案两部分。
电子档案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基本情况表，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企业情况，小额贷款公司筹建、开业情况汇总，小额贷款公司高管人员培训记录，小额贷款公司报表汇总。
文本档案包括：小额贷款公司筹建、开业的文档，公司业务报表，公司财务报表，年度审计报告，监督检查报告，监测评级分析资料，处罚记录，风险处置预案，省、市金融办认为应保存的文件和记录。
第二十三条各县、区要根据工作需要，协调有关部门，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开户行提供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流向等相关信息。
第二十四条各县、区根据审慎监管的要求，可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现场检查。
（一）进入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检查；
（二）询问小额贷款公司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小额贷款公司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
（四）检查小额贷款公司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业务数据的系统。
进行现场检查，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出示相关证件。
第二十五条小额贷款公司有下列违规情形之一的，由各县、区金融办采取约见高管谈话、质询、警告等监管措施，督促其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送市政府金融办；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报请省政府金融办采取责令停办业务、取消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等监管措施，直至取消其经营资格。涉及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违反规定对变更事项不报批的；
（二）违反利率管理规定的；
（三）违反资金来源规定的；
（四）违反规定进行现金交易的；
（五）违反规定进行帐外经营的；
（六）未经批准擅自开办新业务的；
（七）拒绝或阻碍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的；
（八）不按规定上报报表、有关资料的；
（九）公司规章制度不健全、经营场所不合要求的；
（十）业务开展不规范的；
（十一）提供虚假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统计报表的；
（十二）抽逃或变相抽逃资本金的；
（十三）违反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二十六条小额贷款公司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或者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由有关部门根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号）等相关规定进行查处，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取消其经营资格。
第二十七条未经省政府金融办批准，擅自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对擅自越权审批的机关予以公开曝光；对擅自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组织或个人，予以终生禁入小额贷款公司领域处罚。
第二十八条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充分利用和发挥社会监督力量，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的约束、监督，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高监督实效。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由市政府金融办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传统法学思维的批判
??读《法律的经济分析》有感
摘要：《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部享誉世界的法律经济学著作,将经济学运用于许多非市场的行为，如，犯罪、起诉、离婚、意外事故、反种族歧视法等等，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全新的、广阔的、全方位的视角。效益被看作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法律的效益价值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理论领域和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本文试图勾勒出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的思想轮廓，并对社会现实作出适当的反思，以求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波斯纳 经济分析 效益
Abstract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the widely praised book ,focuses on economic analysis of nonmarket behaviors such as crime, the legal process, marriage, accidents and anti-racialism .It supplys us with a new and unconventional method to think of laws. Posner's doctrine about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insists that efficienc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value of law. Its theory of efficiency value and method of economic analysis are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law theory domain. This Note is intended to outline Posner's theory and reflects on the social problems, in order to consummate the law of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Ponsner; Economic analysis; Efficiency
一、引言
经济分析法学（economic analysis of law）又称为法律经济学，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法律经济学使法学的研究手段拓宽到经济领域，使法学研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公平正义的权衡、选择，从而为法学理念的重新定位开辟了一条法学与经济结合的新径。法律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首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波斯纳，他被誉为70年代以来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之一。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学说，标志着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经济分析法学派在学派林立的法学界已占据一席之地，为法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崭新的领地。
波斯纳在第一版中文版作者序言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旨在“将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在第一篇导论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写作是建立在经济学是分析一系列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经济学是人类在一个资源有限、不敷需要的世界中进行选择的科学”，将经济学看成是一门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选择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ational choice），即在这个世界，资源相对于人类欲望是有限的??资源具有稀缺性。它的假设是：人是对自己的生定目标，自己的满足，也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 而“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这一概念暗示，人们会对激励（incentive）作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这就是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二、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反思
（一）法律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基本概念
波斯纳认为，经济学与法学这种学科两分法将法学现象与经济学现象之间事实上的距离人为地夸大了。他认为，经济学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效率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传统的法学观念与此相差甚远。正是由于法律经济学与传统法学的分野，直接导致一系列由传统道德背景下所构造的法律概念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中发生变化、甚至冲突。因此，我们要了解法律经济学，就不得不重新对一系列的法律概念进行认识，笔者试图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对“法律”和“权利”作出一些新的诠释。
1．关于法律
中国传统的法学理论一般从意识形态出发，都将法律定位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是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中，法律没有被披上太多的意识形态，而是更多地注重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因此在这里，法律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实用性。在传统的视角里面，法律都是处在消极的地位，一般都是进行事后的调整，缺乏前瞻性；法律的改变多是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法律经济学却认为，法律除了事后的调整外，更多的应该注重事前的预防。因为损失的发生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弥补的，例如在一宗交通事故中，行人被机动车（司机存在过错）撞到而失去了一条手臂。交警当然会要求司机作出赔偿，赔偿，只是财富从司机一方转移到行人一方，社会的总财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但是不管事后怎样弥补，行人还是失去了一条手臂，社会总财富减少了，因为行人不能再创造比以前更加多的财富。法律的前瞻性在这里显得非常必要。而法律经济学借助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手段，尤其是采取经济人假设和激励机制，预测人们对一定法律环境的的反应，从而制定一些更加有利于增进社会财富的法律。另外，法律制度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科斯第一定理告诉我们：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交易成本为零；然而现实中，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是没有的，这个现在谁都知道，科斯当然比我们知道的更早，于是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人们又推导出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权利的初始分配将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法律制度本身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因此良好的法律制度一方面有助于节约社会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交易费用的降低，交易效率会随之提高，所以又会促进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法律一旦忽视交易成本的因素，则法律反而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2．关于权利
关于权利，传统的法学理论习惯于从权利的静态，至多是从它的排他性出发，认为权利与权利之间是可以划清界限的，当严格依法界定并保护一个人的合法权利时，实际上也就界定和保护了他人的权利。然而，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写道：“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科斯认为权利具有“相互性”（reciprocal nature），纷争的产生源自社会资源的有限，问题不在谁对谁应付赔偿责任或免除损害责任，而是如何减少损害，只有从双方性的观点去看损害赔偿的问题，才能真正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的，社会资源才能获得最有效率的运用。
（二）法律经济学在我国实践中的尝试
1999年沈阳市颁布了《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的主要精神可以概括为：在行人违反交通规则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时，如果机动车方无违章行为，行人负全部责任。长期以来，大部分地区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实行的是“严格责任规则”而新办法用“过失责任”代替了严格责任。此新办法引起了法学界“撞了白撞”的大讨论。然而反对的呼声居多，如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就认为该办法是反人道、反正义、反人权的，更进一步指出在交通事故处理上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
这场大讨论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如何衡量一个具体法律法规的合理性？在笔者看来，对该新办法的反对意见多是基于把法律看作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或更传统地说是从“公平”的角度判断法律的合理性。依该标准，平均而言，行人是“穷人”、“弱者”，而司机是“富人”、“强者”，因此，无论司机有无过错均让其承担责任是合理的。然而，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考虑如何使整个社会的成本最小。衡量一个法律是否合理的首要标准应该是效率标准而非分配标准。分配原则应该在效率原则下，如果离开了效率标准，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打个比方，如果单从分配标准出发，穷人盗窃富人的资产就不应被判有罪，弱者伤害强者也不应构成侵权行为。 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完全遵照此标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就会降低，也不会有人愿做“富人”、“强者”；相反，依效率标准，任何盗窃行为、伤害行为均构成侵权，则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提高而努力积累财富。
我们假设交通规则本身是社会最优的，即，在双方都严格遵守该规则的情况下，事故发生的概率处于社会最优水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最优水平并不是指事故发生概率最小，而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经济效率达到最大同时事故发生概率达到最小的边际状态。在此前提下可以有三种情况：第一，实行“无责任规则”，即在任何情况下司机均不承担赔偿责任，结果是司机没有预防事故发生的积极性从而不遵守交通规则，行人有最大的积极性预防事故发生而过于小心谨慎甚至绿灯时也不敢过马路，激励机制没有最优地分配责任承担关系，所以是没有效率的，不能达到社会最优状态。第二，实行“无过失责任”，即在任何情况下司机均要承担赔偿责任，则司机有预防事故发生的最大积极性而行人则选择最小的谨慎（因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行人无论如何也要承担一定的人身损失），因此司机开车过于谨慎而放慢速度导致交通堵塞，行人却乱闯马路，这也不能达到最优化的效率。第三个规则就是实行“过失责任”，即只有当司机违章行人没有违章时才由司机承担全部责任，而当行人违章司机没有违章时司机不承担责任。这样司机和行人都有积极性遵守交通规则，事故发生概率达到最优（注意是最优而非最小），则社会的效率也达到最优状态。一个好的交通事故损失赔偿的法律规则，应当能够产生一种激励，在这样的激励下，道路交通的参与人自愿投入适当的预防成本，使交通事故不发生或少发生。故此，沈阳市出台的新办法看似在人权保护上是一种“倒退”，实则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符合法律经济学关于侵权法目的的阐释，即为了促进防止侵权行为资源的高效率配置。判断法律法规的合理性以效率为标准往往能够最大地节约社会成本，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实现真正的分配正义。
（三）言论自由的经济学分析
波斯纳认为，思想是一种商品。在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里面，各种思想会相互充分竞争，希望能获得消费者（社会大众）的购买（接受）。在这里，波斯纳将市场的概念引入到思想领域，这是笔者下面讨论各问题的逻辑起点。
1．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的必要性
宪法为什么明确保护这一特殊市场(思想市场)而非其他市场呢？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主要有下列两个原因。第一，对思想市场的管制会造成政府权力垄断。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代表的这种理想化认识与现实相距甚远，行使经济选择权的人并非“经济阉人”。我们没有理由将政府看作是超凡至圣的神造物。政府同样也有缺陷，会犯错误，也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自身的私利。 这就是说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会有其特定的偏好。如果允许政府对思想市场随意加以管制，最终的结果就是使舆论成为了政府宣传的工具。只要一出现令政府反感的言论，政府处于本能就会对其进行压制，将其排挤在思想市场之外，社会大众所得到的就只剩下一些为政府所喜爱的言论。第二，思想市场的脆弱性。思想市场上有不少思想收益是外部性的，只要政府对这些思想（不受政府欢迎的）提高其进入市场的成本，那么其他的思想就极其容易替代这些不受欢迎的思想。正如波斯纳在书中所举的例子，投票本身是一种外在收益源，因为单一的投票根本不可能改变选举，所以其对个人投票者的预期价值（即使相对于很小的投票时间成本而言）是很小的。由于投票几乎没有私人价值，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希望人们对了解候选人和有关问题进行大量的投资。宪政的本意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行政权力，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如果宪法不对言论自由作出坚实的保护的话，宪法就难以真正达到宪政的目的。
2．媒体责任的归责原则
隐私权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在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呢？尤其是担负着传播各种信息的义务的大众传媒，在报道发生失实之时，其责任应该如何分担呢？媒体，作为一个经济人，也会对外界的激励或抵制因素作出反应，而成本与收益效应对媒体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成本高于收益，那么媒体便不会报道这一消息；尤其是当报道的消息极有可能会引发诉讼而法律又倾向于保护对方的时候，媒体是更加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如果一个记者得到一则重要的内幕新闻而抢先独家报道，他的报纸将取得较高的销售收入。但这只是这一新闻对公众所产生的价值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竞争性报纸都将在稍后刊载这一新闻。由此可见，这一记者和雇佣他的报纸的总收益会远远低于这则新闻的社会总收益。但是如果记者和雇佣他的报纸预期，这则新闻的公布，将会令其承担诉讼的风险，他就不一定会公布这则新闻，即使这则新闻对社会公众有很大的好处。获得一部分收益，但是要承担所有的风险，任何一个理性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行为。鼓励报纸公开这一则新闻的一种方法就是降低公开成本；而其手段就是使报纸没必要对新闻的真实性作全面、彻底的调查，但在它对公开假诽谤负有严格责任或过失责任的情况下，它就不得不做这种调查。因此在没有证明媒体知道消息的虚假性或放任对其真实性不作辨别的情况下，媒体不应当负相应的责任。
3．言论自由的底线
可能是因为历史的惯性，中国人对“言论”这个词显得特别敏感。因而对于言论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并不会太关注，对言论自由的限度更加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古语云：“刑之不知，威不可测。”正是人们不知道言论自由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人们在发表言论时，尤其是政治言论，显得非常谨慎。就如我们在听一些思想活跃的学者做讲座时，讲完某个尖锐的问题时，总会加上一句“纯属学术讨论”之类的不痛不痒的话。一个教授尚且如此，一般的社会大众又会如何呢？这就反映出言论自由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而要真正保障言论自由，笔者认为，言论自由的限度必须要划分明确，否则，言论自由只是空话。
法律经济学为这一标准的划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要引入一条有用的公式：汉德的过失公式B＜PL。汉德公式是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由法官汉德（LearnedHand）提出的 。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