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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仿效与立法厘清：欧美商业外观新近判例之思路
Free Copying and Legal Clarification:
The Latest Trend of the Anglo-American Case Laws on Trade Dress

邵 胤植

邵胤植，男，江苏宜兴人，南京大学法学士，英国伦敦大学知识产权硕士，博士在读，全英中国法学会(United Kingdom Chinese Law Association)会员。主要研究兴趣为： WTO及网络架构下知识产权法的调适，欧美商标立法，民族复兴中儒学与宪政法治之互动，礼乐雅文化的现代苏醒，宗教立法，佛教改革之范式及其对道德提振的功用等。

[关键词] ：商业外观 产品构造 显著性 第二含义 功能性

[简介] 商业外观与商标法的关系，日显重要。本文自商标法根本功能之角度，讨论显著性原则与非功能性原则对于决定商业外观注册之重要性。本文由欧美新近相关判例之思路指出，推动自由竞争是知识产权的总纲，而标示来源，则是商标法内的子纲。换言之，应将商标法放诸自由竞争与反垄断的大背景下考量，此当是近年欧美商业外观判例的主旨。

Introduction: This Essay jointly analyses the latest Anglo-American trademark cases of trade dress where the strict criteria of distinctiveness, secondary meaning and non-functionality are applied so as to balance different interests in trademark context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verlap. This Essay suggests that to meet the balance, the Indic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etition Theory, in general, have been equivalently followed by the courts in Wal-Mart, Traffix and Phillips. This Essay also suggests that competition theory should be the premise of indication theory because the promotion of free competition i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IP laws and the indication of sources is a tenet of trademark law, a part of IP laws. This logic may justify the rationality of the three cases decided by Anglo-American courts, i.e. limiting the exclusive rights of trademark owners and promoting free competition.

商业外观（Trade Dress），依美国判例之释义，系指“产品之整体形象或总体外貌”[1]。此种商业外观，可涵括“尺寸、外形、颜色或颜色之组合、构造、图形，乃至特殊的销售技艺”[2]。据此文意，商业外观概可视为一种设计（Design）。依欧美立法的思路，专利、商标乃至版权法，均可保护设计；然而，立法理当避免三类保护之相互交迭。自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此种立法厘清尤显重要，盖其关涉市场配置的有效性，及自由竞争的根本信条。

国内学者，曾有撰文，自专利、版权与商标之角度，论述设计的保护。本文则一自商标法的立场，透过欧美新近案例，述评商业外观执行商标功能的可行性。此实为目前商业外观方面最须解决之问题，因商业与技术的结合发展，俾商业外观执行商标功能（如标示来源，或昭示商誉等）之比例，日益增大。诚如周林先生所言，若消费者由一商业外观而联想至该产品或服务，却于消费时发现，采用同样外观的店铺，是属假冒，全非该消费者所联想之产品或服务，则此对于消费者及诚信商家的伤害，不言而喻[3]。是故，商标法宜当禁止此类盗用商业外观、混淆市场之行为；而最适宜的方法，即是赋予商业外观商标权。

美国对此关注较早，不过在1960年代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在此问题上曾一度犹豫[4]，因为法院每以知识产权制度，有造成垄断之虞。然而在经济学分析的影响下[5]，立法之进程，最终肯定商业外观在商标法上的合适地位。兰汉姆商标法（Lanham Act）1988年修正案第43条a款，特别加入商业外观的内容。而在欧共体内，商标指令之3(1)(e)，及欧共体商标条例CTMR之第4条，均有具体规定。但问题在于，究竟多少商业外观，可以享有商标法的保护，而不致阻碍他人的法益？其尺度的把握甚难。笔者以为，答案惟有在对商标法功能的理解中，乃有望获取。

一．商标之功能：标示来源·保护公众·促进竞争

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要因，在其能激励业者，保障公众权益，维护自由竞争，进而推动经济的有序进步。自经济学角度而言，为达此目的，须将知识产权制度，放诸公平竞争及公众利益的大视野中考量，而不宜仅将其解读为对于独占权利的保护。就商标法而言，则须将商标的功能，合理限诸严格的范围，以防市场之垄断，而收平衡之宏效。

据此，简言之，商标最根本的功能，在标示产品来源、防止混淆，昭示商誉，以利消费者遴选甄别。此正如美国Qualitex案指出，商标法的基本功能，在“降低消费者购物及作出消费选择之成本”。而商标法亦须防止搭便车的行为，以保障商标权人获得与其产品及商誉相应之报酬；商标权人唯受有充分之激励，乃能致力研发高品质的外观，从而促进商品的繁荣。此外，自由经济体制赖乎商家品牌间的竞争；商标法则由保障消费者获取真实的商品信息，而鞭策商家提升自我，进以推动此种竞争[6]；而为充分推动此种竞争，商标法必赞同自由仿效（Free Copying）的宏旨。笔者以为，自由仿效与商标法的平衡点，在商标法禁止因仿效而引起的混淆毁誉，对驰名商标、著名商标而言，亦禁止淡化与联想，除此之外，仿效宜当允许。甚有学者对于仿效寄以最大的重视，谓“竞争即是仿效（Competition is Copying）”[7]。此句不妨诠释为，仿效对于自由竞争的重要性。当然，该观点的基调，在反对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此非本文立论之所在。

为达成上述之目的，商标立法明定，标识应具显著性（Distinctiveness），方能执行标示来源的功能；如无固有显著性（Inherent Distinctiveness），则至少应在使用中获得第二含义（Secondary Meaning）。此外，为促进自由竞争，商标注册不宜影响其他竞争者的法益，故共有资源，不可独占而为商标。就商业外观而言，则惟有非功能性的(Non-functional)外观，始得注册为商标。换言之，如若缺乏标示来源的功能，则商标法不能提供任何保护；举凡创新之物，均由专利或版权法保护，功能性之外观，必不可注册为商标[8]。要之，无论自道德主义的立场，抑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商标法均无意授予特定之商家以竞争的特权。商标法与自由竞争的融合点，及与其他知识产立法之界限，即在乎此。

传统上，商业外观主要限于产品包装（Product Packaging）的问题，满足上述要求尚易。然而工商业的发展，俾商业外观逐渐延至产品设计或构造之本身（Product Design/Product Configuration）[9]，情况愈益复杂，故有必要明确，构造与包装，能否适用同一评判标准？在Two Pesos案中，美国法院虽认为，具有墨西哥风格之餐馆外观，得注册为商标，但法院回避对于包装与构造的术语区分，认为商业外观法对于包装与构造的保护，并无不同。此种观点争议较大，诸多问题随之产生。最根本的论争在于，若云判断产品包装之固有显著性较易，则产品构造是否当然具有固有显著性，而无须证明第二含义，即可享受商标法的保护？

此外，在非功能性方面，商标法虽然明定排除对于实用功能性（Utilitarian Functionality）与美感功能性（Aesthetic Functionality）之保护，但具体判定，绝非易事。特别就美感功能性而言，更属困难。此外，就产品构造而言，如若尺度不当，则有可能造成“准专利式（Patent-like）”的过度保护，是则有违商标法的本旨。美国法院曾图以第二含义与混淆理论，来解决商标与专利的交迭，如在Kohler案中，被告即据此而成功获得对其水栓之设计的商标保护。但此种模式并无法完全解决交迭的问题。另有一种情况，即是商标法并无绝对排除对于过期专利的保护，如此，则有商家图以过期专利而续享商标法保护，进而造成事实上之永久保护，显有碍于自由竞争。

上述矛盾，在欧美一直激烈争辩未已。新近美国的Wal-Mart 和Traffix案，及欧共体之Phillips案，均对此有标志性的梳理。虽然论争并未就此偃息，但笔者以为，有一点可以明确，即欧美判例，均自恪守商标法的本旨出发，来解决知识产权内部的交迭，及与其他诸法的冲突，即商标法仅保护指示来源的标识，并须为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留下宽松的空间。

二．显著性与第二含义：产品构造是否具有固有显著性？

前文提到，显著性是判断一种标识是否可注册为商标的关键。在传统商标法中，凡臆造的词汇，显具固有显著性，毋庸置疑；而其他性质之词汇，亦各有标准。在Abercrombie案中，法院曾图以传统商标法关于臆造性、描述性等定义，来研析商业外观的可注册性[10]。然而，二维商标的标准，能否全然适用于三维的层面？在美国，早年的商业外观判例，为审慎起见，乃要求原告必须证明第二含义[11]。

但是，在Two Pesos案中，法院援引Abercrombie案的标准，并回顾Chevron 案[12]的判决，称据兰汉姆商标法之43（a），所有标识均一体对待，无须刻意区别；除兰汉姆法第2条所定之“描述性”标识须证明第二含义外，如若外观具有固有显著性，则无须证明第二含义[13]。自商业外观日显重要的大背景下审视，此似亦在情理之中，因为建立第二含义，须投入相当的资金（如广告投入），此则有阻遏中小企业进入市场之虞。但是，有观点指出，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并未明确定义何为固有显著性[14]。此实表明，这种定义，是非常困难的，由下文分析可知，此正是症结之所在。

为此，似乎尚须采用其他特定之测试法，来判断固有显著性的存在。美国法院对此曾有先例，如在Seabrook案中，法院提出一些标准，例如，产品设计是否属于普通而基本之范畴；以相关消费群之眼光，是否认为此种设计仅属同类商品之常用装饰，等等[15]。

而在著名的Duraco案中，第三巡回法院却拒绝采用Abercrombie案之传统分类方法，而图辟他径，研判产品构造显著性的独立标准[16]。本案中，法院认识到判断产品构造之固有显著性的难度，但认为构造如能满足左列条件，则得视为具有固有显著性：（1）构造是属不同寻常，或属便于记忆者；（2）概念上易与产品相区分，消费者仅视之为标示来源之符号，而不只是一种装饰性的标记；（3）主要执行指示来源的功能。

上述判决，得到一些判例的支持，如Knitwaves 案[17]。虽然，此案法院并不完全赞同Duraco的观点，但其同样认为，传统的Abercrombie分类法，无法适用于产品构造的场合。然而，Duraco案之标准，亦遇有很大争议，焦点在于，Duraco判决具有要求证明第二含义的倾向，此不仅与最高院在Two Pesos案中之判决相悖，亦有违提供宽松竞争空间的主旨。故在Stuart Hall案中[18]，法院否定Duraco模式，兼采Seabrook案之尺度，及Abercrombie 案之传统标准，上承Two Pesos案，而作判决。最明显者，本案延续Two Pesos案的思路，重申产品构造与产品包装相同，有可能具有固有显著性，实无须证明第二含义之存在。

此外，在Kreuger案中[19]，法官亦认为Knitwaves 案等所用的新分类法，易致混乱。Landscape案法官赞同Kreuger案法官的看法，仍旧认为，无须为产品构造另立标准[20]。由以上可知，对于采用产品构造之独立判断标准，许多法院持谨慎的态度。

三．Wal-Mart案：固守商标法的本旨

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


威政发 〔2005〕44号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电力设施保护办法》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威海市电力设施保护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威海市电力设施保护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电力设施保护，保障全市电力生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山东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已建或在建的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
本办法所称的电力设施，包括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第三条　电力设施的保护，实行电力管理部门、公安部门、电力企业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贸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电力执法监察队伍，依法监督、检查本辖区内的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公安、劳动保障、国土资源、建设、规划、交通、林业、农业、安监、广播电视等部门、单位应按职责分工，协同电力管理部门搞好电力设施保护工作。
　　各电力企业应加强对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对危害电力设施安全的行为，依法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制止。对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和重大事故隐患，要及时报告电力管理、安监、公安等部门，并提出处理建议。

第二章　电力设施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区


　　第五条　发电厂、变电所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发电厂、变电所内与发、变电生产有关的设施；
　　（二）发电厂、变电所外各种专用管道（沟）、水井、泵站、冷却水塔、油库、堤坝、铁路、道路、桥梁、码头、燃料装卸设施、避雷针、消防设施及附属设施。
　　第六条 电力线路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架空电力线路：杆塔、基础、拉线、接地装置、导线、避雷线、金具、绝缘子、登杆塔的爬梯和脚钉，导线跨越航道的保护设施，巡（保）线站，巡视检修专用道路、船舶和桥梁，标志牌及附属设施；
　　（二）电力电缆线路：架空、地下、水底电力电缆和电缆联接装置，电缆管道、电缆隧道、电缆沟、电缆桥、电缆井、盖板、人孔、标石、水线标志牌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三）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电容器、电抗器、断路器、隔离开关、避雷器、互感器、熔断器、计量仪表装置、配电室、箱式变电站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四）电力调度设施：电力调度场所、电力调度通信设施、电网调度自动化设施、电网运行控制设施。
　　第七条 电力设施的保护区包括：
　　（一）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各级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1—10千伏为5米，35—110千伏为10米，154—330千伏为15米，500千伏为20米。
　　（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地下电缆为电缆设施两侧各0.75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海底电缆（港内）为电缆设施两侧各100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水域。
发电设施附属的输油、输灰、输水管线的保护区，按照电力电缆保护区的宽度确定。



第三章 电力设施的保护


　　第八条 电力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从事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电力设施的义务，对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并向电力管理部门、公安部门报告。
　　第九条 发、供、用电方按照对电力设施的管理权限，依法在下列地点设置安全标志：
　　（一）人口密集地段，人员活动频繁地区，机械车辆频繁穿过地段的架空电力线路的杆塔爬梯；
　　（二）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平台；
　　（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设置安全标志的其它地点。
　　第十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下列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
　　（一）向电力线路设施射击；
　　（二）向导线抛掷物体；
　　（三）在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300米的区域内放风筝；
　　（四）擅自在导线上接用电器设备；
　　（五）擅自攀登杆塔或在杆塔上架设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线，安装广播喇叭；
　　（六）利用杆塔、拉线做起重牵引地锚；
　　（七）在杆塔、拉线上拴牲畜、悬挂物体、攀附农作物；
　　（八）在杆塔内（不含杆塔与杆塔之间）或杆塔与拉线之间修筑道路；
　　（九）拆卸杆塔或拉线上的器材，移动、损坏永久性标志或标志牌；
　　（十）其它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堆放谷物、草料、垃圾、矿渣、易燃物、易爆物及其它影响安全供电的物品，不得烧窑、烧荒；
　　（二）不得兴建建筑物、构筑物；
　　（三）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或高杆植物。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距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外缘的下列范围内进行取土、打桩、钻探、开挖或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的活动：
（一）35千伏及以下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围5米的区域；
　　（二）66千伏及以上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围10米的区域。
　　第十三条 在杆塔、拉线基础上述范围外进行取土、堆物、打桩、钻探、开挖活动时，必须遵守下列要求：
　　（一）预留出通往杆塔、拉线基础供巡视和检修人员、车辆通行的道路；
　　（二）不得影响基础的稳定，如可能引起基础周围土壤、砂石滑坡，进行上述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应当负责修筑护坡加固；
　　（三）不得损坏电力设施接地装置或改变其埋设深度。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在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在地下电缆保护区内堆放垃圾、矿渣、易燃物、易爆物，倾倒酸、碱、盐及其它有害化学物品；禁止使用机械掘土、种植林木；禁止打井、挖土、取土、兴建建筑物和构筑物。
　　（二）禁止在专用电力电缆沟（隧道）内同时敷设其它管道。管道交叉通过时，有关单位应当协商达成协议，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施工，施工标准应满足电力行业相关规定要求。
　　（三）不得在海底电缆保护区内抛锚、拖锚。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距电力设施周围500米（指水平距离）范围内进行爆破作业。
　　确因工作需要必须进行爆破作业时，必须征得当地电力设施产权单位或电力管理部门的书面同意，报经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批准，并依照有关爆破作业的操作规定，采取可靠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电力设施安全。
　　在规定范围以外进行的爆破作业必须保证电力设施安全。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进行下列作业，必须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征得管辖电力设施的企业同意，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一）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及打桩、钻探、开挖等作业；
　　（二）起重机械的任何部位进入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进行施工；
　　（三）通过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导线距穿越物体之间的安全距离小于规定标准时；
　　（四）在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进行作业。
　　第十七条 除持有特种废品收购许可证的废品收购站、点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收购废旧电力设施专用器材；出售废旧电力设施专用器材时，必须交验电力企业或公安等有关管理部门开具的证明。
　　发现盗窃电力设施专用器材的可疑线索，应当立即报告电力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冲击、扰乱发电、供电企业的生产工作秩序，不得移动、损害生产场所的生产设施及标志物。
　　第十九条 超过4米高度的车辆或机械通过架空电力线路时，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第四章 对电力设施与其它设施互相妨碍的处理

　　第二十条 电力设施建设规划应当符合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并与绿化规划相协调。经批准的电力设施新建、改建或扩建规划和计划，应及时报国土资源、规划、建设等部门，划定保护区域。
　　第二十一条 城乡建设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已建电力设施（或已经批准新建、改建、扩建、规划的电力设施）两侧新建建筑物时，必须会同电力管理部门审查后批准。
　　第二十二条 公用工程、城市绿化或其它工程与电力设施在新建、改建或扩建中出现相互妨碍时，双方必须就迁移、安全防护措施及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后方可施工。
　　第二十三条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不得跨越储存易燃、易爆物品仓库的区域；一般不得跨越房屋，特殊情况需要跨越房屋时，电力建设企业应采取增加杆塔高度、缩短档距等安全措施，以保证被跨越房屋的安全。被跨越房屋不得再行增加高度，超越房屋的物体高度或房屋周边延伸出的物体长度必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并签订协议。
　　第二十四条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建设工程、项目应尽量避开林区、公路绿化林带。确需穿过林区、公路绿化林带时，应当依法办理手续，按国家有关规定砍伐出通道，通道内不得再种植树木；对需要砍伐的林木由电力设施建设单位按国家规定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付给林木所有者一次性补偿费用，并与其签订不再在通道内种植树木的协议。
　　第二十五条 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未经电力企业同意新种植或自然生长的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林木所有者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移栽或砍伐；逾期仍未移栽或砍伐的，电力企业可依法予以砍伐。
　　第二十六条 根据城市绿化规划的要求，必须在已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种植树木时，园林部门需与电力企业协商，征得同意后可种植低矮树种，并由园林部门负责修剪，以保持树木自然生长最终高度与架空电力导线之间的距离符合安全规定要求。因修剪和保持而发生的费用，由园林部门和树木所有者承担。
　　第二十七条 架空电力线路导线在最大弧垂或最大风偏后与树木的安全距离为：
　　1—10千伏线路，最大风偏距离为1.5米，最大弧垂距离为2.0米；
　　35—110千伏线路，最大风偏距离为3.5米，最大弧垂距离为4.0米；
　　154—220千伏线路，最大风偏距离为4.0米，最大弧垂距离为4.5米。
　　第二十八条 已建架空线路或架空电力线路建设项目、计划已经当地城市建设、规划部门批准的，园林部门或树木所有者对影响架空电力线路安全运行的原有树木应当负责修剪或移栽，并保持今后自然生长最终高度与架空电力导线之间的距离符合安全规定要求。未及时修剪或移栽的，电力企业可依法予以修剪或砍伐。
　　第二十九条 未经批准，不得在依法划定的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新建蔬菜大棚等设施。对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已建成的蔬菜大棚等设施，业主应当确保其与架空电力线路的距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并采取必要的防风、防火等安全措施，保证电力线路安全。
　　第三十条 因市政规划建设等原因，确需在依法划定的地下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进行地下开挖施工或进行修缮等作业时，必须经电力企业同意，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电力企业应派员现场监督。在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情况下，施工人员应当服从电力监督人员的指挥。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对以下行为依法进行处理或处罚：
　　（一）未经批准或未采取安全措施在电力设施周围或者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爆破或其它作业，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作业、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二）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堆放物品，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令强制拆除、砍伐或者清除。
　　（三）凡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由公安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威海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