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86年7月24日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文物管理机构、经费
第三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章 考古发掘
第五章 馆藏文物
第六章 拓印、复制、拍摄
第七章 私人收藏文物
第八章 文物出境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省文物保护管理，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省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城址、古墓葬、古窑址、古建筑和石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
（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代表性实物；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的保护。
第三条 省内地下、水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等，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机关、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收藏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第四条 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
第二章 文物管理机构、经费
第五条 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省文物工作。市、地、州、县（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监督各项文物法规的执行。
一切机关、部队、学校、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
第六条 文物经费（包括保护管理、保养维修、调查研究、考古发掘、征集拣选、陈列宣传、收购、奖励等项目）分别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由同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使用，不得挪用。
被占用的文物保护单位，维修经费由占用单位承担。
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业余保护员的补助费，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统一掌握使用。市、州、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业余保护员的补助费，由市、州、县（市）财政拨出专款解决。
第三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七条 市、州、县（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纪念意义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等文物，报该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市、州、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市、州、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择重要的，报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报国务院备案。
第八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均由该级人民政府划定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设置专门机构或委托专人负责保护管理。
市、州、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记录档案，须报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九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其它建设工程；原有的建筑不准扩大面积，并应有计划迁出。如有特殊需要进行其它建设工程时，须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进行其它建设工程时，须经
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经批准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事先会同该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确定文物保护措施，并列入设计任务书。
第十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禁止存放危害文物安全的物品。禁止一切危害文物安全的活动。对于原有耕地可继续耕种，但应保持原来地貌，严禁平整，耕地深度不得超过三十公分。在地下存在较丰富文物的地方，不得种植根系发达的植物和树木。
第十一条 根据文物保护的实际需要，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在控制地带内修建新建筑物或构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其设计方案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在征得该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同意后，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保护范围，控制地带一经确定，应树立界桩，并由文物所在地人民政府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移动、损毁。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时，事先要由城乡规划部门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纳入总体规划。
第十四条 文物保护单位因建设工程特殊需要而必须迁移或拆除的，须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迁移、拆除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拆除的建筑材料，交由文物机构用于古建筑等维修；建筑构件和
艺术品由文物机构保管。
工程范围内其它文物的迁移或拆除，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古建筑，除可以建立博物馆、纪念馆、保管所或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必须作其它用途的，须按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在征得该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经批准使用文物保护单位的部门或单位，必须与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使用协议，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建筑物和附属文物的安全、保养和维修，不得损毁、改建、增建或拆除。使用单位要接受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十七条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集体或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古建筑，如要拆除或转移所有权，应事先征得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同意。
根据文物保护的实际需要，国家可有选择地对集体或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和古建筑进行征购。
第十八条 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古迹，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妥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拆毁或变卖。
第四章 考古发掘
第十九条 省内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挖掘和私自占用。一切考古发掘工作，必须严格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十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在调查、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确因建设工期紧迫或有自然破坏的危险，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急需进行抢救的，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进行发掘
工作，并同时补办批准手续。
第二十一条 考古发掘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考古发掘工作的规定。所有出土文物，除根据研究需要保存在研究单位一部分以外，其余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单位保管。
第二十二条 在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时，建设单位应事先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调查或勘探，发现文物，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进行发掘。勘探、发掘、检测等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
在建设工程范围内发现文物，要立即全部或局部停工，并由施工单位或个人负责保护好现场，报告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遇有重要发现，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须及时报请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二十三条 任何外国人或外国团体，未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务院特别许可，不得在省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
外国人和外国团体，拟参观未对外开放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或参观考古发掘工地现场，须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或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五章 馆藏文物
第二十四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和其它单位收藏的文物，须向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报当地公安部门备案。
收藏文物的单位，须建立文物保护、管理制度。要有固定的文物藏品库房，确保文物安全。一级文物藏品、经济价值贵重和保密性文物藏品，要设有专库或专柜，并配置安全设备，采取特别措施，重点保管。
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不具备收藏一、二级文物和贵重文物藏品的单位，应将藏品送交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代为保管，并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收藏的文物，严禁出卖赠送。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须报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一级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须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调取文物。
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请省人民政府或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调用省内的馆藏文物（包括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文物机构收藏的文物）。
第六章 拓印、复制、拍摄
第二十六条 拓印古代石刻、翻刻副版或用原石刻传拓出售，须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凡内容涉及我国疆域、外交、民族关系或天文、水文、地理等科学资料的石刻和未发表的墓志铭石刻，严禁传拓出售，也不准翻刻副版传拓出售。
第二十七条 文物复制品的生产，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其他部门不得复制。
第二十八条 临摹古代墓葬壁画，须经省或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经批准临摹的壁画摹本需公开出版或用作对外文化交流，必须征得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九条 拍摄有关文物的电影、电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国外有关机构和个人或我与国外合作出版文物书刊、拍摄有关文物的电影和电视，须经省或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三十条 未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国外提供我省尚未公开发表的和禁止外销的文物拓片、照片、图纸和有关文字资料。
外国人在非开放地区和考古发掘现场拍摄文物，须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七章 私人收藏文物
第三十一条 文物的收购、拣选或接收，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第三十二条 私人收藏的传世文物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
文物收购单位收购文物，限在本行政区域内进行，跨行政区域收购须征得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
第三十三条 散存在群众中的出土文物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征收，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收购或据为己有。
第三十四条 文物的销售，只允许由国家设立的文物商店经营，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经营文物销售业务。
第三十五条 银行、冶炼厂、造纸厂以及废旧物资回收部门，对于掺杂在金银器和废旧物资中的文物，须妥善保护，不得损坏或销毁，应配合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共同拣选。拣选出的文物，除一部分历史货币可由银行留以研究之外，均应移交给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移交的文物要按国
家规定合理作价。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将拣选出的文物据为己有或赠送。
第三十六条 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的文物，应移交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第八章 文物出境
第三十七条 除经国务院批准运往国外展览的文物展品和按国家规定允许外销的文物以外，其它文物一律禁止出境。
第三十八条 私人收藏的文物由个人携带或邮寄出境的，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部门鉴定，发给许可出口凭证。经鉴定不能出口的文物，国家可以征购。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事迹的单位或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一）认真执行文物法律、法规、政策，保护文物成绩显著的；
（二）为保护文物与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
（三）将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给国家的；
（四）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
（五）对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有重要发明创造或其它重要贡献的；
（六）抢救文物有功的；
（七）对文物拣选、征集和文物市场管理有显著成绩的；
（八）从事文物工作有显著成绩的。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分别由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赔偿经济损失，追缴非法所得、没收文物、罚款五千元以下等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一）在地下、水中及其它场所中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或哄抢私分的；
（二）未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私自经营文物购销活动的；
（三）将私人收藏的文物卖给外国人或进行倒卖活动的；
（四）国家工作人员失职造成文物损毁或流失的；
（五）违反本条例其他条款的。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贪污、盗窃国家文物的；
（二）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或进行文物投机倒把活动情节严重的；
（三）故意破坏珍贵文物或名胜古迹的；
（四）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流失，情节严重的。
私自挖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以盗窃论处。
将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以盗运珍贵文物出口论处。
文物工作人员对所管理的文物监守自盗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1986年10月1日起施行。
1986年7月24日
产品缺陷责任主体的确定
——以美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
□刘宏渭 山东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产品缺陷责任主体，是指当缺陷产品致人损害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主体。美国法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着眼于“商业性的销售者”，通过《侵权法重述》和判例，逐步扩展了商业性销售者的范围。而产品缺陷责任主体正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营利性行为的商主体，确认产品责任之责任主体的依据恰是商法效益至上与民法追求公平这二者之间的博弈。
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产品极大丰富，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事例也层出不穷，产品侵权责任也就应运而生。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产品责任制度的美国，通过司法判例以及示范法的方式创立了科学的产品缺陷认定规则。1964年，《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适应当时社会经济背景，对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的归则原则，消费者合理期待标准也随之盛极一时。但随着在产品责任领域严格责任日益向绝对责任转化，产品责任危机出现。为了平衡保护消费者与制造商的利益，美国的司法判例开始了对产品责任回归过失责任的有益探索。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莫过于1997年《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的问世。它明确规定了对于不同类型的产品缺陷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和认定规则，并最终明确规定了产品售后警示义务和产品召回义务。产品缺陷制度的诞生以及发展的历程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演进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着产品致害责任从合同责任向过失责任再到严格责任的发展，产品责任构成的核心要素也先后完成了从契约到过失、担保再到缺陷的演进。此后，与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向过失责任“软化”相伴生，缺陷也逐渐融入了许多过失的韵味，同时又表现出了与担保的兼容。
一、美国法关于产品缺陷责任主体的规定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对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范围有了新的扩展。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足以引发如今所说的“产品责任”的唯一交易是商业产品销售。根据《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条第1项A款规定，“产品责任”在严格责任及担保责任之下，对于任何商业上的销售者（any seller 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goods of that kind）均适用。该款中包含了一个关于谁符合“销售者”（one who sells）条件的问题。此种将产品责任主体限制在销售者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担保法中的无过错责任的渊源，而担保法传统上仅关注销售事务。在严格责任的发展形成时期，法院将产品责任扩大到了非销售交易，但总是视同销售交易。（注：1964年通过的《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条第1项A款的适用局限于“销售缺陷状态的产品的人或公司……”，之后法院开始将因产品缺陷所致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的范围扩大到涉及产品分销的一些非销售性商业交易。）然而，“销售者”的范围涉及哪些主体，确是一个适用产品缺陷责任的重要问题。从《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的规定中，我们可以将销售者进一步区分为生产性的销售者和非生产性的销售者。但不管是哪一种销售者，法院均认为其从事了商业性销售行为，并且因其商业性的产品销售导致了受害人的伤害。这样一来，如果产品构成了受害人的伤害原因，那么，销售链上的任何销售者（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对于缺陷产品的销售都应承担责任。具体而言：
第一，产品制造人。生产商通常是销售者，因为他们出售自己的产品（虽然一般不是直接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产品制造人负“严格责任”之基本理论，是因为消费者的损害来自产品制造人造成的危险而且制造商从交易行为中获取利润。新产品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也是一样。“产品责任”系保障消费者能安全地使用“产品本身”；而商业上销售商品的方式有贩卖、出租、赠与及提供服务等。多样化的行销方法，自然会产生上述多种形式的销售者，当造成消费者损害时，是否均适用“产品责任”的问题。因此，除产品制造人外，需对多种形式的销售者予以说明。
第二，动产经销商或零售商。在1975年的“彼得森诉卢·巴赫罗德雪弗兰公司”（Petersonv．Lou Bachrodt Chevrolet Co．）一案中，造成原告损害的是一辆1965年制造的二手汽车的瑕疵，原告诉请法院请求被告（销售二手汽车的经销商）负“产品责任”。法院认为，经销商承担“严格责任”的基本理论，是由于在市场销售过程中，经销商与制造商一样负有确保产品安全的责任，因为经销商或零售商通常是接受制造商生产的成品后，转售消费者而获取利润的。当该种转售是“商业上的销售行为”时，即应被课以严格责任。而如果经销商造成的损害是因为私人交易或超出通常业务的范围，则只能以“过失责任”予以论处。[1]
第三，零件制造商。零件制造商的严格责任是晚近美国法院通过判例发展起来的。（注：最早的零件制造商案例是1963年“哥德堡诉考斯曼仪器公司”（Goldberg v．Kollsman Instrument）一案，因飞机爆炸造成原告死亡，而原告要求制造瑕疵的飞机高度测量器（a defective airplane altimeter）的零件商负担保责任。）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当零件的瑕疵离开制造商时已经存在即可。《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条A项评释B认为，如果零件制造商能够预见或知道产品瑕疵不适合使用目的时，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动产出租者。严格产品责任范围最重要的扩展是将商业产品出租者归入供应商一类，使其对产品缺陷承担严格责任。这在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得以确认。（注：一队卡车的商业出租人对租赁人的驾驶员——雇员遭受的伤害承担严格责任。参见Cintrone v．Hertz Leasing＆Rental Serv．，212 A．2d 769（N．J．1965）。）法院在原则上依赖默示担保概念，其结论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商品适用性的默示担保，而且它至少与新车制造商所承担的相同”。此外，法院对多种产品的商业出租人课以严格责任，例如，飞机、工具、帆板等。但与商业出租者不同的是，金融出租者在没有积极参与背后的商业产品销售时不承担严格责任。其原因在于“（一个）金融出租者不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或营销。金融出租者从事资金流通的业务。此种活动不可能使消费者产生对商品安全性的合理依赖。”[2]（P411－412）
第五，不动产销售者。传统上房东是不对房屋的潜在缺陷承担严格责任的。迄今为止，这仍是大多数州的规则。但是，一些州却判定房主对房屋的缺陷承担严格责任。这在“史皮尔诉维特森公司”（Schipper v．Levitt＆Sons．Inc．）一案中有所体现。（注：该案中，被告是房屋的销售者，法院要求被告必须确保房屋的“安全居住性”（Habitability）。但该案中法院还要求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契约关系（Private Requirement），受损害者是房屋的实际购买者，被告是真正制造者，应对出售之不动产瑕疵负“担保责任”或“严格责任”。）
第六，提供服务者。有一些通常意义上的“销售者”，由于他们是（至少部分是）“服务提供者”而不仅仅是“销售者”的缘故，而被免除了严格责任的适用。但实际上，并没有规定统一的检验标准决定严格责任是否适用于任何给定的销售——服务结合体。这种与销售——服务结合体有关的又被称为混合性案件，其较多出现在医疗场合。在美国，药店销售药品，其销售人员被认为是提供专业技术的服务人员，不受严格责任的调整。[3]其他如化学制造业或保险公司等金融服务业，也不适用严格责任。但是，1974年美国新泽西最高法院在“洛娃度假农场诉美国投资者保险公司”（Rova Farms Resort，Inc．v．Investors Ins．Co．of American）一案中，（注：参见：《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案例汇编》第124卷第250页（Rova Farms Resort Inc．V．Investors Insurance Co．124 N．J．Super Page 250）。）认为若保险公司拒绝给与保单持有人希望取得少于保单限制的赔偿和解，投保人可以“严格责任”控告保险公司。
二、课商业性销售者以严格责任的依据
综观美国法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商业性销售者负担产品缺陷侵权责任的归责基础是严格责任。笔者认为，对缺陷产品的商业性销售者课以严格责任的依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人类社会的正义理念是严格责任的哲学基础。庞德曾经说过，“正义一词不止有一种含义，在法学上，我们所讲的执行正义（执行法律）是指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4]侵权行为法在归责原则上的历史发展，也正是人类正义理念的逐步发展过程。近代侵权责任法以过错责任居支配地位，到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共同构建责任体系，体现了现代社会侵权责任法的进步。从法哲学的角度观之，过错主义原则充分反映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是自然法学派理论和新兴工业社会在侵权行为法中的体现，而无过错原则充分宣示了社会本位的正义观。“法律是人的创造物，只能根据人的理念，也即创造目的或价值来理解。”[5]正义是任何法律制度存在的首要价值，原因就在于有相互冲突的利益存在，需要决定其价值等级。法律通过划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各种利益的合理界限，协调他们的关系，解决他们的矛盾。庞德把利益区分为个人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认为不能用硬性指标来评价这些利益，某些利益在某一时期有优先权，而其他利益在其他时期则应受到优先照顾。三种利益中，庞德认为社会利益高于其他利益，应以社会利益为标准，划定各种利益的合理界限，以使其矛盾和冲突减小到最低程度。这一境界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正义。[6]具体到侵权行为法领域，其正义理念的体现就是应以社会利益作为明确责任的基础。
其次，推动严格责任的“利益说”、“危险说”等是严格责任原则在侵权行为法上得以确立的理论根据。如果说人类社会的正义理念是严格责任的哲学基础的话，“利益说”和“危险说”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严格责任原则得以确立的理论根据。利益说也称报偿责任理论，其观点是，获得利益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人类从未遭受过的危险或公害是由企业所产生，当由企业负担损害赔偿责任。进一步言之，企业因从事危险性事业而获得利益，对因其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危险或公害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在情理之中；企业在赔偿后，又将损害赔偿额纳入生产成本，转嫁到利用企业产品的公众身上，由企业产品的最终用户承担，这样也不影响企业的创新力或生产积极性。根据利益说，在企业无利益或所获得的利益不足以赔偿损害时，即无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危险说或称危险责任理论认为，一个为自己利益而自愿经营某项事业的人，应当承担由该事业性质导致的相关风险。现代企业规模的扩大使人们时刻生存在危险中，生产者、销售者既然制造了危险的来源，就应对此负严格责任。（注：参见：陈界融：《中国民法学·债法学源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3页；刘士国：《民法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无论利益说抑或危险说，在立法上均体现为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是法定的，不允许类推扩大。
再次，严格责任体现了商法上的维持交易安全原则。传统商法理论认为，商法以规定私人之间的带有私权性质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为主要内容，因此，商法和民法共同构成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代国家受社会本位法律思想的影响，对于私法关系逐渐改变了以往的自由放任主义，而采取积极的干涉主义，出现了所谓的私法公法化的趋势。而私法公法化主要表现在商法中，即各国商法对商行为的强行性的法律控制。商行为后果承担上的严格责任主义属之。[7]商法上的严格责任主义与侵权法上的严格责任归责原则并无二致，但是其适用范围较之民法尤其广泛，应将其理解为从事商事交易行为的行为人应承担的责任较之于一般民事主体更为严格。商事交易的严格责任主义，主要包括普遍连带责任和广泛无过错责任。商法上的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具有典型意义的当属公司法上的连带责任。如无限公司的股东及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对于公司债务负连带责任；公司负责人在执行业务时违反法律规定造成他人损害的，公司负责人与公司对受害人负连带责任；公司未能成立者，其设立阶段的发起人对于公司设立所为之行为所需的费用，均应负连带责任。此外，还有票据法上的连带责任等。对于企业及其活动，商法多采无过错责任。如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危险作业给周围环境或他人造成损害的责任。商法上的严格责任在产品责任领域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产品责任实际上就是商法的问题而不是民法的问题。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作为产品责任的主体，与商法上的严格责任主义恰为呼应。
三、我国产品缺陷责任的立法进步性及完善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章用了7个条文规定了产品责任。我国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立足本国国情，并充分借鉴了他国的先进经验。其中，英美法对我国法律发展具有实质的相关性和可借鉴意义。《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产品责任部分，对我们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意义重大。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较美国法有其进步性，但仍有需借鉴之处。
第一，关于产品责任主体的范围。我国法律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更加明晰，易于操作。我国《民法通则》将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共同列为直接承担责任的主体，而将有过错的运输者、仓储者列为间接承担责任的主体。侵权责任法沿用了这一做法，并在条文之间体现出递进层次。首先，生产者应对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承担严格责任，而销售者对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仅在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情况下，推定其有过错，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当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因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而致人损害时，才承担过错侵权责任。再次，为便于受害人得到救济，我国法将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均作为直接责任主体。但是，笔者认为，在产品责任主体的确认方面，尚有美国判例法确认的市场份额理论（market share liabil-ity）可资借鉴。实践中，大多数产品责任案件的受害人能够正确地确认产品的生产者，并依法向其主张损害赔偿。但在某些案件中，受害人虽然能证明损害是由于使用某一特定缺陷产品所引起的，却难以确认该产品的生产者，因为同时有多个生产者生产同类产品并投放市场。由于市场份额理论以被告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为责任分担的依据，颇具实质意义的公正性。一般而言，所占市场份额越大，其所获利润越多，其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也就相应越大。[8]尽管迄今为止，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受理过类似案件，但美国相关司法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将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都规定为责任主体，而将对生产者的确认义务归于销售者，也起到了较有力地保护受害人的作用。
第二，医疗责任中的产品责任主体。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该项规定中，明确了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均符合产品的特征，而且医疗机构提供该类产品以营利为目的，因此，该类产品适用产品侵权责任的规定。而患者向医疗机构或者生产者请求赔偿的，相当于向产品责任中的销售者或者生产者请求赔偿，其求偿救济手段与产品责任相同。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和医疗机构不得以自己无过错主张免责。即使医疗机构（销售者）无过错，也应首先承担直接赔偿责任。该条同时还规定了患者输入不合格血液造成损害的情况下的赔偿问题。血液及血液制品是一种特殊的医疗资源，与人民群众的健康密切相关。输血感染是血液及血液制品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最重要的形式，近年来，输血感染的实例在国内外日渐增多。在美国法上，虽然人类血液与人类组织器官都满足有关对“产品”界定的形式要件，但其被特别排除在《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之外，原因在于，近年来的立法和法院得出的相同结论是，考虑到在人类血液及其组织的获取性背后的公共政策，与供应他们带来的固有风险相比更为重要。因此，在几乎所有的州，人类血液与组织的供应者的责任都通过立法得以限制。[2]（P392－294）不过，人类血液及人类组织器官的供应者可能因为其对待和管理该产品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而承担过失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9条将血液及其制品作为产品，医疗机构和血液提供机构对输血者因输入不合格的血液感染引起的损害承担严格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输血者这一相对弱者的身体健康权。作此规定，同样也是利益衡量的结果。
第三，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与产品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6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因其他责任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该条规定系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责任根据是建筑承包商违反国家强制性的安全标准导致建筑物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只要此缺陷建筑物在合理使用期限内倒塌造成损害，即应由建筑承包商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考虑建筑承包商是否具有过错。因此，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应属严格责任。这与侵权责任法和产品质量法规定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无过错责任，是同一道理。（注：参见：梁慧星《〈侵权责任法〉（第三次审议稿）的评析与修改建议》，2009年11月15日于山东大学法学院所作之学术报告。）我国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有学者认为，鉴于不动产与动产仅存在形式上的区别，不动产也完全具备产品的要求。在我国房地产商品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房屋建筑质量问题日渐增多，为了更好地保护不动产购买者（或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确有必要将不动产纳入产品的范畴。[9]美国侵权法上对不动产的产品侵权责任未加限制，但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只是法院通常会在买主或承租人因卖主或出租人提供的具有缺陷的房屋或建筑物受到损害时，要求卖主或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我国立法更具进步性。
注释:
[1]刘文琦．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