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妇女、儿童保健保偿服务管理办法
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妇女、儿童保健保偿服务管理办法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１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４７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现优生优育，确保妇女、儿童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有关保健保偿服务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妇女、儿童保健保偿服务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效施行妇幼保健的新型管理形式。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符合入保条件的妇女及０至七岁儿童。
第四条 保健保偿服务系指符合入保条件的妇女、儿童，向其居住地的妇幼保健机构交纳一定数额的保偿金，并由妇幼保健机构为其提供相应服务。如发生因技术或责任原因使保偿对象患保偿范围内疾病，则由妇幼保健机构向保偿对象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金。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辖区内妇女、儿童保健保偿服务工作负领导责任，确保国家和省有关保健保偿服务规定的贯彻执行。
第二章 保健保偿服务范围
第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为保健保偿服务对象：
（一）医学证明身体健康情况允许生育的怀孕十二周至产后四十二天的妇女；
（二）无明显先天遗传性疾病、传染病、后天获得性免疫疾病及其它影响保偿疾病的０至七岁儿童。
第七条 入保对象的身体健康情况是否符合入保条件，由乡（镇、街道）保健保偿服务技术指导小组鉴定。
第八条 保偿期限可划分为以下各段：
（一）怀孕十二周至产后四十二天的妇女及０至四十二天新生儿。
（二）四十二天至三岁幼儿。
（三）四至七岁儿童。
第九条 入保对象也可选择四十二天至七岁儿童全程保健保偿或母子全程保健保偿。
第十条 儿童计划免疫必须与儿童保健实行一体化保偿和一体化管理。
第十一条 入保对象必须到所属乡（镇、街道）妇幼保健机构或其委托单位参加保偿，准时接受保健服务。
第十二条 承担保健任务的妇幼保健机构，应按照妇幼保健工作有关规定，为保健保偿服务对象提供优质程序化的保健服务、保健指导及咨询。
第十三条 保健医生应做好保健服务，认真填写“保健手册”。
第十四条 对不符合入保条件的保健对象，应同样提供保健服务，进行系统保健管理。对民政优抚对象、救济对象免费提供保健服务。
第十五条 保偿孕妇必须到妇幼保健机构指定的医疗保健单位或地点分娩。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开展妇幼保健业务、医疗业务及保健保偿服务。
第十七条 保偿时间从双方签订保偿合同时算起，合同期满后，双方权利及义务同时终止。
第三章 保偿金的交纳与管理
第十八条 入保对象向妇幼保健机构交纳保偿金（包括保健保偿服务费及风险赔偿基金）时，妇幼保健机构必须向入保对象提供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
第十九条 享受公费医疗或劳保医疗的保偿对象所交纳的保健保偿服务费，由承担其公费医疗或劳保医疗的单位按有关规定予以报销。
第二十条 妇幼保健机构必须向群众公布具体收费标准。
第二十一条 农村保偿金可由村民委员会统一交纳。
第二十二条 保健保偿服务收费标准，由省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物价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保偿金按专项资金管理，收支履行财务手续，专款专用。
第四章 赔偿与退保
第二十四条 保偿对象按规定接受了健康检查保健咨询与指导，因保健医生技术或责任原因，未及时作出诊断或者诊断作出三日内未通知保偿对象，并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赔偿：
（一）孕妇胎位异常，臀位赔偿五十元，横位赔偿一百元；
（二）孕产妇发生子痫赔偿二百元；
（三）四十二天以内新生儿患破伤风赔偿三百元，产妇患破伤风赔偿五百元；
（四）因破伤风致四十二天以内的新生儿死亡赔偿五百元；
（五）因破伤风或子痫致孕产妇死亡赔偿一千元。
第二十五条 保偿对象按规定接受了保健服务，因保健医生技术或责任原因，未及时作出诊断或诊断作出三日内未通知保偿对象（法定监护人），使儿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赔偿：
（一）患Ⅲ度维生素Ｄ缺乏性佝偻病赔偿一百元；
（二）患Ⅲ度营养不良赔偿一百五十元；
（三）患重度营养性缺铁性贫血赔偿一百五十元；
第二十六条 保偿对象具备多项赔偿条件的，按各项赔偿标准累计赔偿。
第二十七条 保偿对象的各种疾病治疗及孕妇分娩的费用属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者按有关规定报销，其余人员费用自理。
第二十八条 保偿对象在保偿期限内，发生有损健康情况，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赔偿条件，可向入保的妇幼保健机构提出书面赔偿申请，并抄送入保单位所属县（区）卫生行政部门。妇幼保健机构接到申请后，在七日内向申请人作出是否赔偿的答复。
第二十九条 如保偿对象不同意妇幼保健机构的结论，可向当地县（区）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技术鉴定，同时交纳鉴定押金五十元。县（区）卫生行政部门接到申请后，七日内责成同级保健保偿服务技术指导小组进行技术鉴定，一般应在十日内提出鉴定结论。
第三十条 因技术或设备原因，无法作出鉴定时，县（区）可申请市（地、州）保健保偿服务技术指导小组进行相关项目鉴定；市（地、州）因同样原因无法作出鉴定时，可申请省保健保偿服务技术指导小组进行鉴定，省级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第三十一条 鉴定结论同意赔偿的，鉴定费由县（区）卫生行政部门支付；鉴定结论为不予赔偿的，鉴定费用由保偿对象支付。
第三十二条 妇幼保健机构有向各级保健保偿服务技术小组提供有关材料、证据的义务。
第三十三条 赔偿经费从妇幼保健机构预留的赔偿基金中支付。
第三十四条 保偿对象凭“保健手册”及书面鉴定结论领取赔偿金。
第三十五条 保偿对象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赔偿：
（一）保偿对象未按责任医生要求次数到指定地点接受检查，发生保偿内疾病的；
（二）孕产妇未在妇幼保健机构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或地点分娩，母婴发生保偿内疾患的；
（三）患其它非保偿疾病的；
（四）非保偿内疾病引起死亡的。
第三十六条 保偿对象具备下列条件可以退出保偿，索回相应比例的保健保偿服务费：
（一）因故搬迁出原居住乡（镇、街道），不能继续接受保健保偿服务的；
（二）保偿对象死亡的；
（三）因病住院半年以上的。
退还保健保偿服务费时，保偿双方权利和义务同时终止。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三十七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辖区内妇女、儿童保健保偿服务工作，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负责辖区内妇女、儿童保健保偿服务的技术指导、培训、检查监督工作。
第三十八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乡（镇、街道）妇幼保健机构应成立保健保偿服务技术指导小组，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任组长、妇幼保健机构领导任副组长，有关学科专业人员组成。
第三十九条 各级保健保偿服务技术指导小组，负责本地的保健保偿服务的业务指导、人员培训，确定保偿对象的技术鉴定及承担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赔偿技术鉴定。
第四十条 妇幼保健机构必须使用省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表、簿、卡、册”。
第六章 奖惩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保健保偿服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二条 对在保健保偿服务工作中造成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员，妇幼保健机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轻重、本人态度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保偿对象提出赔偿申请后，妇幼保健机构及其人员涂改、丢失、隐匿、伪造、销毁与赔偿鉴定有关资料的，按国家和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开展妇幼保健业务、医疗业务或保健保偿服务，按非法行医处理，没收其全部非法收入，上交同级财政。
第四十五条 对借口妇幼保健机构发生责任事故、赔偿纠纷，无理取闹，寻衅滋事，扰乱卫生行政部门及妇幼保健机构正常工作秩序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省内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均按本办法执行。
质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作者：王荣律师，lawyer9900@126.com
今年3月21日，国务院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称《条例》）终于颁布，并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笔者粗略地阅读了该条例，在该条例即将实施之前，根据个人的理解，对《条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和看法，欢迎各位参与探讨。
一、关于《条例》的立法依据和保险的性质问题
《条例》第一条明确了制定本条例所依据的法律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保险法》。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体制度由国务院制定。所以，为了配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由国务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授权制定本条例，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但是，笔者认为根据《保险法》制定本条例，值得商榷。
根据《保险法》第二条的规定，《保险法》所规范的保险指的是商业保险。商业保险的特之一是保险条款（包括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由保险公司自行制定，并报保监会备案。虽然《保险法》第十一条也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可以强制订立保险合同，但是这里强制订立的保险仍是指商业保险。而《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不应该属于这种情形。它应该由国务院制定，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是按照法律规定执行。这种强制保险与《保险法》中规定的强制订立商业保险应该是不同的。强制订立的保险是商业保险，其保险责任是以保险公司条款所规定的保险责任为依据，而《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责任，则是完全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执行，保险责任并不由保险公司制定条款自行规定。
为了说明强制订立的商业保险与真正意义上的强制保险的区别，举例说明，其一，工伤保险。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费，参加工伤保险。这个保险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制保险，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机构完全按照法律的承担保险责任，但该保险并不受保险法的调整；其二，旅行社责任保险。法律规定旅行社必须参加旅行社责任险，这个保险虽然是强制订立的，但却是商业性质的保险，保险责任是按保险公司的条款执行，并因为法律强制订立就改变这一保险的商业性。
另外，《条例》规定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实行“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可见，机动车强制保险，不应该界定为商业性质的保险。因为商业保险属于企业的经营行为，而企业的任何经营行为都可能面临盈利或亏损的风险，如果以法律的形式保障这一业务既不亏损也不盈利的话，那就不是商业经营行为，而应该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或者属于社会保障事业。
因此，笔者认为机动车强制保险不应该属于商业保险，不应该以规范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作为立法依据，这容易模糊人们对机动车强制保险性质的认识和理解，容易给司法实务适用法律带来困惑。
二、关于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名称问题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以上说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但是本条例所规定的保险名称却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称机动车强制保险）。这也是使我感到纳闷的地方，这一保险在名称上为什么要与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呢？！法律衔接上的不一致，很可能给我们理解和运用这一强制保险带来的了一定的困难。
三、关于由商业性的保险公司运作机动车强制保险的问题
《条例》规定中资保险公司经保监会批准，可以从事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可能是担心保险公司集体拒绝承保这一业务，《条例》同时规定保监会有权强制保险公司从事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
刚才，我已经分析了机动车强制保险并不属于商业保险，但是条例却规定由商业保险公司来从事这一业务，当然有其考虑，比如现有的商业保险公司机构健全、分布广泛、业务熟悉、人力物力上均胜任这一业务，等等。但是，商业保险公司毕竟是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按常理，一个精明的企业家是不可能去做一个根本不会盈利的经营项目。但是，条例却强制性把这一项业务交给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笔者认为这是有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的。
首先，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企业，是以追究盈利为目的，只有存在盈利的可能的项目，企业才会去经营，如果既不亏损也不盈利，那作为一家企业基本上就是在白干活，等于在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或者说法律是在强迫企业做公益事业。
其次，企业真的会心甘情愿地做公益事业吗？在我看来，值得怀疑。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与其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公益事业，还不如抽调人力去做其他可能盈利的项目，这是企业家的本性决定。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保险公司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项公益事业的。如果真是这样，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很可能不是立法者所预期的效果。
四、关于“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的问题。
《条例》规定，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实行“总体上不亏损不盈利”的原则。笔者认为，基于在商业保险公司的运作强制保险的原因，很可能使“总体上不亏损不盈利”成为一纸空文，甚至可能成为保险公司获取利润的有力依据。
其一，保险公司作为当事人，最清楚其业务是否亏损或者盈利，这使得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商业性的保险公司手中。如果保险公司盈利，基于保险公司商业性的特点，它是不太可能主动调低费率的；如果保险公司确实亏损了，则一定会根据法律规定的“不亏损”原则要求提高费率。所以，最终的结果只可能出现“只盈利不亏损”的局面。
其二，即便保险公司盈利，保险公司一定有办法让监管部门相信其是亏损的。虽然条例规定，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要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但是现实中能否分得开是一个问题，收入可以分开、保险赔款也可以分开，而管理成本的支出能分得开吗？保险公司其他业务如果占用了机动车强制保险的管理成本中（人力成本、业务用车、勘察成本等等），很多情况下是无法分清楚的。如果其他业务占用了机动车强制保险的费用，必然导致该保险业务的支出增加，最终能否真实地反映该业务的盈利和亏损情况，就大打折扣了。
其三，法律规定所谓“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仅仅是总体上讲，要落实到每一家保险公司，就可能有的保险公司亏损，有的保险公司盈利，就算我们的监管部门苛尽职守地履行监管义务，要评判是否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这仍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其四，实现告诉我们，由于各种利益因素等原因，监管部门根本不可能完全尽到监管义务，使得人们很难真正了解保险公司承保的这一业务到底是亏损还是盈利。
据此，我有理由怀疑这所谓的“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原则”是否真的能够得到落实，能够起到保护广大机动车强制保险投保人的合法权利。
五、关于统一的保险限额的问题
《条例》规定，机动车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不统一的。全国实行统一的保险责任限额，是否会出现因地域差异导致受害人获得赔偿权利的不平衡呢？比如2005年，深圳城镇人口的死亡赔偿金高达51.73万元，而陕西农村人口的死亡赔偿金则只有3.35万元，两者相差15倍。如果统一的保险赔偿限额，可以说这一限额可以充分地保障陕西的农村人口获得赔偿的权利，但是，深圳的城镇人口获得赔偿的就可能明显缺乏保障。这种强制保险制度的是否能发挥其预期的保障作用就令人担心。
保险限额的高低，确实是一个很难调和的矛盾。如果国家实行统一的保险赔偿限额过低，那么这一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存在可能意义就不大了。因为现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果投保人购买的强制保险并不能完全或者大部分转嫁其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那就可能使被还害人获得赔偿的权利丧失了保障，也增加了机动车车主和驾驶人的风险。如果机动车再另外支付高额的保险费购买商业三者险作为补充，就可能大大增加机动车车主的负担。保险限额过低，实际上就给保险公司留下了通过开展商业性的第三者责任补充保险来赚取丰厚利润的空间。但是，如果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限额过高，则会增加赔偿标准较低地区机动车车主的负担。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那机动车强制保险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所以，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些矛盾，也应该是条例要考虑的问题，但我们在《条例》中没有看到相关的规定。
六、关于《条例》第22条的问题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规定，实际上是保险公司免除承担保险责任的几中情形，这几种情形保险公司仅仅承担抢救费用的垫付责任，如果受害人死亡或者超过了抢救的费用，保险公司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且违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第一，《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第76条）。根据该规定，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均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向受害人赔偿，并免赔情形。但是《条例》第22条的规定，却为保险公司设定了除外责任，明显违背了保障受害人依法获得赔偿的立法目的。
第二，本条规定的情形，虽然是由于机动车一方严重的过错造成的，但法律不应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既然机动车参加了强制责任保险，而且这些情形是由于机动车的责任造成的，根据保障受害人获得赔偿的立法精神，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当然，为了避免因保险公司代替机动车承担责任引发的道德风险，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可以赋予保险公司向侵害人代位追偿的权利。这样，既保障了受害人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同时也没有免除侵害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既有利于保险受害人获得赔偿，也有利于机动车增强法律意识，避免道德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