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锦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
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政府
盘锦市人民政府令第12号
《盘锦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业经审议通过，现予发布实施。
市 长
二○○三年十一月四日
盘锦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辽宁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第三条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市人民政府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驻盘部队有关部门和直属机构组成，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指挥部总指挥由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县、区人民政府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构，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负责人。市、县、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突发事件的调查、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以及铁路、检验检疫等中央、省直属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和依法管理的原则。实行人员统一指挥，资源统一调度，信息统一发布的应急机制。
第六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与防治突发事件相关的致病机理、传播机制、临床诊断、特效药物、医疗器械等科学研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流行病学调查、传染源隔离、医疗救护、现场处置、监督检查、监测检验、卫生防护等有关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储备，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第七条 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防治专项资金，用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设立专户，专款专用。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
第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要做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战略物资的储备。
第九条 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突发事件进行捐赠，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等做好所捐赠财物的受赠、使用管理工作。
第十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开展健康和应对突发事件防治知识的健康教育，增强全社会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
鼓励和支持开展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反应处理有关技术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第十一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严格的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以及相应的保障制度，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保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十二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医疗卫生人员，给予适当补助和保健津贴；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因参与应急处理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按照分类指导、快速反应的原则，制定全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人民政府应急预案，制定符合本部门情况的应急工作方案。
县（区）人民政府根据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十四条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构的组成和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
(二)突发事件的监测与预警；
(三)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分析、报告、通报制度；
(四)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技术和监测机构及其任务；
(五)突发事件的分级和应急处理工作方案；
(六)突发事件预防、现场控制、防护措施与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物资和技术的储备与调度；
(七)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业队伍的建设和培训；
(八)应急预案启动、终止条件。
预案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变化和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补充。
第十五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卫生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做好传染病预防和其他公共卫生工作，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第十六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统一的突发事件预防控制体系，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指定机构、组织人员、配备设施，建立日常监测预警机制，定期模拟演练，并确保监测与预警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监测系统与指挥系统、技术指导系统的联系畅通。监测与预警工作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别，制定监测计划，科学分析、综合评价监测数据。对早期发现的潜在隐患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应当依照本规定的报告程序和时限及时报告。
第十七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医药储备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保证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储备。
第十八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急救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网络的建设，配备相应的医疗救治药物、技术、设备和人员，检查有关应急救助设备的保管情况，实行设备定期更新制度，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救治能力。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置与传染病防治工作需要相适应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或者指定具备传染病防治条件和能力的医疗机构承担传染病防治任务，并作为定点医疗机构。
第十九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定期组织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推广最新知识和先进技术。
第三章 报告与通报
第二十条 建立与国家和省衔接的全市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报告分为初次报告、阶段报告和总结报告。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省主管部门的规定，制定突发事件应急报告规范，建立全市重大、紧急疫情信息报告系统。初次报告应当说明事件发生地点、发生时间、疑似类型、发病与死亡人数、影响范围、当地救治防病能力、联系人员和方式。初次报告的时限按照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执行。阶段报告应当说明事件发展变化趋势、处理情况、救急物资需求等情况，并对初次报告的内容进行补充、修正。阶段报告随时上报。
总结报告应当说明事件发生的过程、原因、存在问题及防范和处理建议等详细情况。总结报告应当在事件处理完毕之日起5日内上报。
基层单位的初次报告，可以采取口头报告形式，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报告记录。
第二十一条 市、县（区）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突发事件监测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有关单位初次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上一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一)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
(二)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
(三)发生传染病菌种、毒种丢失的；
(四)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国家规定的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事件的。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市人民政府在接到报告2小时内向省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二条 有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1小时内，向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应当立即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三条 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规定向上级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同时，应当立即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和确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将其调查、核实和控制等情况，根据突发事件发展变化的阶段，及时上报。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援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第二十五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发生突发事件的种类、影响范围等情况，应当及时向市有关部门和县（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市、县（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对已经发生或者发现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情形，应当及时向本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第二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设立突发事件报告、举报电话，保证每日24小时值守。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突发事件隐患，有权向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举报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职责，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到报告、举报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对突发事件隐患、不履行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职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
对举报突发事件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奖励，具体奖励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七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时掌握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统一收集、汇总相关信息，突发事件信息经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汇总后报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章 应急处理
第二十八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所在县（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估，初步判断突发事件的类型，根据事件发生、蔓延程度，提出在本行政区域内是否启动应急预案的建议。
第二十九条 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全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由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由市人民政府向省人民政府报告。
第三十条 应急预案启动后，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立即到达规定岗位，采取有关的控制措施。
医疗卫生机构、监测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应当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相互配合、协作，集中力量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
第三十一条 市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应当对我市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进行督察和指导。
第三十二条 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业技术机构，负责突发事件的技术调查、确证、处置、控制和评价工作，有权进入突发事件现场进行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对各县（区）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进行技术指导，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拒绝。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专业技术机构的技术调查和评价意见，对突发事件作出认定，必要时按有关规定请省卫生行政部门认定。
第三十三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开展救助，并采取措施控制突发事件发展。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封存有关食品工具、设施、原料和食物，并对现场进行控制，宣传突发事件防治知识，及时对易受感染的人群和其他受损害的人群采取应急接种、预防性投药、群体防护等措施。
第三十四条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市、县（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有权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必要时可以对食物和水源采取控制措施，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依法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封锁。
第三十五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当地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临时征用单位和个人的房屋、交通工具。征用单位和个人的房屋、交通工具，由征用者依法给予合理补偿。
第三十六条 突发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当地人民政府可以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等人群聚集的活动以及停工、停业、停课等紧急措施，防止和控制疫情蔓延。任何行政机关和组织不得擅自决定限制或者停止人群聚集的活动和停工、停业、停课等。
第三十七条 对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调集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参加疫情控制工作，必要时可以请求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调集医疗卫生人员、卫生防疫人员。
第三十八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县（区）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保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的医疗救护设备、救治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的生产、供应；铁路、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保证及时运送。
第三十九条 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采取卫生防护措施，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第四十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根据交通检疫需要，市突发事件处理指挥部有权指定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交通、铁路等部门和机构在车站、港口、码头等交通工具停靠场所设置临时交通卫生检疫站、留验站。
交通工具上发现根据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需要采取应急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其负责人应当以最快的方式通知前方停靠点，并向交通工具的营运单位报告。交通工具的前方停靠点和营运单位应当立即向交通工具营运单位行政主管部门和停靠点所在地县或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组织有关人员采取相应的医学处置措施。
交通工具上的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由交通工具停靠点的县（区）或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铁路等部门和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责，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控制措施。
第四十一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因突发事件致病的人员提供医疗救护和现场救援，对就诊病人必须接诊治疗，并书写详细、完整的病历记录；对需要转送的病人，应当按照规定将病人及其病历记录的复印件转送至接诊或者指定的医疗机构，不得延误诊治或故意推诿。医疗卫生机构内应当采取卫生防护措施，防止交叉感染，并设置专用设备、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医疗垃圾的处理，保证固体废物及废水、废气达标排放。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采取医学观察措施，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应当予以配合。
医疗卫生机构收治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应当依法报告所在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报告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立即对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进行调查，根据需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第四十二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街道、乡镇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力量，团结协作，群防群治，协助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和报告、人员的分散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向居(村)民宣传传染病防治的相关知识。
第四十三条 对传染病暴发、流行区域内流动人口，市、县（区）、乡人民政府应当做好预防工作，落实有关卫生控制措施；对传染病病人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应当采取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措施。对需要治疗和转诊的，应当依照本规定的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传染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切断传播途径，防止扩散。
第四十五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必要资金，保障因突发事件致病、致残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具体办法按照国家以及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在突发事件中需要接受隔离治疗、医学观察的病人、疑似病人和与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构采取医疗措施时应当予以配合；拒绝配合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
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来自疫区的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追踪，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第四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接受隔离治疗、医学观察的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和与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用人单位不得因为上述人员接受隔离治疗、医学观察而解除劳动关系。
第四十八条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成立由有关行政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调查组就突发事件发生过程、原因、后果和责任等进行调查取证，并对事件损失进行评估，形成调查报告。根据需要，上级人民政府也可以直接组织有关人员调查或者参与调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突发事件处理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分别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四十五条至第四十九条有关规定，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政府主要领导人、部门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照本办法履行报告职责，对突发事件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援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的；
(二)未依照本办法完成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要的设施、设备、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的生产、供应、运输和储备的；
(三)突发事件发生后，对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不予配合，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碍、干涉调查的；
(四)在突发事件调查、控制、医疗救治工作中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
(五)拒不履行应急处理职责的；
(六)由于处理不力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第五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纪律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照本办法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的；
(二)未依照本办法及时采取控制措施的；
(三)未依照本办法履行突发事件监测职责的；
(四)拒绝接诊病人的；
(五)拒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机构调度的。
第五十一条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中，有关单位和个人拒绝执行人民政府依法决定的限制或者停止人群聚集活动，停工、停业、停课等紧急措施的，行政机关和组织擅自决定采取限制或者停止人群聚集活动，停工、停业、停课等紧急措施的，对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二条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单位和个人未依照本办法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阻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拒绝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进入突发事件现场，或者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编造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有关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扰乱社会秩序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资或者生产、销售用于防治传染病的假药、劣药，利用广告对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欺骗消费者，假借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名义强行提供有偿服务，扰乱市场秩序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罚款和收缴罚款，按照《辽宁省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驻盘部队医疗卫生机构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依照本办法和军队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股份回购制度研究
闫 海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 重庆 400031）
[内容摘要]：股份回购是成熟资本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资本运营方式与企业经营策略，尤其对于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相关立法的滞后，导致实践操作中诸多不规范性和回购实务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在对股份回购的功能与价值的清晰定位的基础上，制定与规范股份回购的实施细则或具体操作办法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关 键 词]：股份回购 国有股 公司法
由于市场环境的不规范与市场主体的不成熟，中国证券市场上题材和概念的炒作之风盛行，然则假以发展的角度审视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题材、概念，会发现它们中的一些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以云天化、申能股份为代表的“回购概念股”。股份回购是成熟资本市场上重要的金融工具，是国外公司企业经常使用的资本运营手段和经营策略，但是相对于尚处发展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若干典型个案的出现则是一种金融创新性质的探索与尝试，创新往往意味着对旧制度的规避或突破以及新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因此对我国既有相关规范的反思与评价，建构既适应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新的股份回购的法律制度是公司、证券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股份回购的功能分析
股份回购（Stock Repurchase），是指出于特定目的，公司通过一定途径将已发行在外的股份重新购回的行为。对股份回购的功能的正确认识决定了股份回购立法的价值取向。一般认为，在一个成熟资本市场股份回购具有以下功能：
（一）通过股份回购，调整财务杠杆，优化资本结构。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莫迪利安妮（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公司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不相干理论（简称MM定理），但是MM定理是在不考虑的所得税、破产风险、资本市场效率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影响下推演出的，并不切于现实，因此后人不断放松假设条件予以逐步修正，提出了资本结构平衡理论，即由于债务利息可计入公司成本，而免交所得税，所以与股权融资相比，债务成本较低，较高的资产负债比例可以为公司带来税收庇护利益，然而公司破产风险成本也随资产负债比例的升高而增大，所以在公司目标函数和收益成本的约束下，欲使公司的融资总成本最小，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最优资本结构是处于边际税收庇护收益等于边际破产风险成本的平衡点。[1]但是公司发展周期和外部环境变化决定公司必须审对度势，动态调整资本结构，与新股发行、举借外债不同，股份回购是一种股本收缩的调整方法，通过减少对外发行股份，提高资产负债率，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二）通过股份回购，调节股票供应量，实现股价的价值回归。股票价格决定于股票内在价值和资本市场因素，通常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股市进入低迷状态，持续低迷引发股票抛售，导致股价下跌，流动性减弱的恶性循环，公司在本公司股票严重低估时，积极进行回购：一方面，收购价格传递公司价值的信号，具有一定示范意义，另一方面减少每股净收益的计算基数，在盈利增长或不变情况下维持或提升每股收益水平和股票价值，减轻经营压力。在市场过度投机的情况下，释放先前回购形成的库藏股进行干预，增加流通股的供应量，减少投机泡沫，使股价回至正常价格，股份回购使虚拟资本价格变动更接近于实物生产过程，使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紧密相联，避免了股票价格的大起大落。
（三）股份回购是公司股利分配的替代手段。股东收益包括股票分红派息收入与股票转让的资本利得收入，一般来说，国家对前者课以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而对后者课以较低的资本利得税，若公司分派现金股利，则股东不得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公司实行股份回购，股东拥有选择权，具有流动性偏好的股东，转让股票取得现金形态的资本利得，而继续持股的股东由于所持股票的每股盈余提升，使个人财富增加，并且相关的资本利得税递延到股票出售时缴纳，因此基于税收的考虑，公司常以股份回购替代现金红利的分配。
（四）股份回购是实施反收购，维持公司控制权的重要武器。为了维护目标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通常以股份回购的方式抵御恶意收购。[2]当公司以高于收购者出价的溢价进行股份回购，一方面提醒公司股东注意公司价值增长的潜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收购方的收购成本，并且通过对外界股东的回购，公司大股东或管理层持股比重相应提高，控制权进一步加强。此外，储备大额现金的公司易受收购者的青睐和袭击，在此情况下，公司将大量现金用于股份回购，可减弱收购者的兴趣，这是反收购策略中的“焦士战术”。
（五）运用股份回购，执行职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制度。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目标函数的差异，即代理成本，包括经营者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产生的成本以及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成本，矫正偏差仅依靠诸如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等外部约束远远不够，尚需要设计出一套成果分享方案，使职员和管理者的努力与公司财富增大建立相关性，职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制度就是比较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之一。[3]由于新股发行手续繁琐，程序复杂，成本较高，因此解决职工持股计划与股票期权制度的股票来源的较好途径就是股份回购，公司选择适当的时机从股东手里回购本公司股票作为库藏股，依程序交给职工持股会管理或直接作为股票期权奖励给公司管理人员。
（六）基于少数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回购公司股份，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现代公司实行“资本民主”原则，即一股一票，重大事项的表决适用单纯多数或绝对多数决，因此绝对或相对控股的股东，不惜损害中小股东的权益，操纵公司，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少数股东的“以手投票”权利因此受限，法律为平衡双方力量往往赋予其诸如股东诉讼权等权能，但实施成本较高，而股份回购请求权则是股东“以脚投票”的权力强化，[4]重大事项表决时，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利益发生严重冲突，少数股东可以要求与公司以公平合理价格回购股份，这样一方面减少公司经营中的磨擦与冲突，降低协调成本，另一方面充分保障了少数股东权益使之免受不公平待遇。
除上述功能外，股份回购还常常运用于公司合并以及上市公司转为非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中，因此股份回购是具有多种功能的资本运作和企业经营的重要手段。
二、股份回购的现实意义
股份回购的上述功能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尽管存在或大或小的施展空间，但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承担着调整股权结构，减持国有股的历史使命，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股票计划额度管理的原因，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股过度集中且不能流通，据 2000年深沪两市A股公司的中报统计，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比例超过50%的公司有498家，占全部1040家公司的47.88%，国有股、国有法人股比例超过75%的公司有406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9.04%，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产生不良影响：1、国有股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而“所有者缺位”以及中小股东监督机制弱化，使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形成“内部人控制”，市场主体异化；2、国有股不能流通形成我国资本市场独有的分割性（股市被人分为成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国有股权冻结和呆滞，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残缺。[5]因此，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历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6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采用国有股存量发行为主，协议转让、国有股配售、定向回购为辅的方案，但是正如许多媒体评论，办法的目的在于筹集社保基金，对国有股减持意义不大，因此后三者应该继续关注。而三者比较而言，国有股回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缓解国有股上市扩容对市场的抛压，有利于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保持股市的平稳发展，另一方面股份回份的参与方之间形成“多赢”的局面：1、对于国有股股东——国有控股公司或集团集团公司，转让国有股权，有利于盘活国有资产，进行国有资本战略调整，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变现资金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或偿还银行负债，降低金融风险，化解改革中矛盾与问题；2、对于公司，实施股份回购调整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财务杠杆率，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3、对于非国有股东，所持股票的内在价值提高，强化对公司经营的监控，有利于自身权益的保障。
三、股份回购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一）立法模式的选择
关于股份回购的法律制度，国际上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采取“原则禁止，例处许可”的模式，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另一种是规立基于“合法正当的商业目的”的股份回购原则上许可的模式，如美国。我国股份回购立法散见于《公司法》第149条，国务院证券委1997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简称《章程指引》）第24、25条，国务院证券委和国家体改委1994联合颁布的《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简称《必备条款》）的“减资和回购股份”以及“购买公司股份的财务资助”两个章节，尽管规定的比较粗糙，但基本采用“原则禁止，例处许可”的立法模式，例如《公司法》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票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除外”。
股份回购现行规范的模式选择，部分是立法者对股份回购的功能和现实意义缺乏认识，但主要是理论界对股份回购存有疑虑。[6]笔者认为其中观点颇值商榷：1、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混淆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即公司因持有回购的股票，而享有对自己的股东权，导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混同，这种观点过分强调股票的股东权利的表现特征，而忽视其作为有价证券的虚拟性，且相关立法对购回股票的表决权、分红分配权等限制，足以抑制股东权行使；2、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违背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原则，传统大陆法系认为资本三原则有利于保护债权和交易安全，但商务实践中，债权保护的方式是多样的，法定资本制的保障是有限的，且存在公司筹建成本过高与资金闲置的弊端，因此《公司法》修改建议中有学者提议降低注册资本，实行授权资本制；[7]3、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有害与股东平等原则，实际上，程序立法的完善能够保证任何股东享有转让与不转让选择的机会平等，合理的定价机制也可保证股东获得价格公平的权益；4、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中易发生操纵市场和中幕交易等不当行为，但是“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加强股份回购的信息披露，可以确保回购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综上所述，缓和管制，充许公司基于正当的商业目的实行股份回购是适应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公司绩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的模式定位。
（二）股份回购方式以及回购价格
《上市章程》第25条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可以下列方式时行：（1）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2）通过公平交易方式购回；（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情形。目前证券市场的个案基本采取“其他情形”中的协议回购的方式，回购价格等于每股净资产，例如1999年申能股份向其控股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协议回购10亿股国有法人股，价格是1999年中报的调整后每股净资产值2.51元。原因是回购标的是不流通的国有股，国有股与社会公众股长期的价格“双轨制”，缺乏市场价格，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1997年第32号文规定，国有股权转让不能低于其净资产。
通过公开交易方式回购是指公司在证券交易场所以类同于任何潜在投资者地位，按照股票市场价格进行回购，其优点是不存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的溢价，但不能实施批量购买，日交易量有限，并且为防止公司借此进行价格操纵和内幕交易，减少对股价的非正常影响，要求证券监管当局对交易的价格、时间、数量等，予以严格监管。
向全体股东发出回购要约是指向全体股东提供出售股票的均等机会，以既定价格发出回购要约，国外的两种要约回购颇值立法借鉴：1、固定价格要约，即公司在特定时间发出以固定价格，回购固定数量股票的要约，如果回购数量不足时，取消回购计划或延长要约有效期，如果股东提供股票数量超过要约数量，则企业可决定全部或部分购买超数量部分，但并没有必为义务，此种方式产生的市场价格的溢价通常被市场认为是积极的信号，但回购要约执行成本过高；2、荷兰式拍卖回购（Dutch Auction），源于荷兰花卉拍卖所使用的系统方法，即公司确立回购价格范围和计划回购数量，而后股东选择价格范围内某一特定价格投标，公司汇集所有有效投保的数量和价格，根据计划回购量确立最低回购价格。[8]此种方式回购溢价低，选择性大，为广泛采用。
（三）股份回购的支付手段与资金来源
股份回购的支付手段并无相关明文规定，但一般采用现金支付。但是回购股票的大量的现金需求限制回购主体范围，且回购使营运资金耗费，也将影响未来的经营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拓宽回购支付手段，例如：国有股大都是公司成立时由实物折股而成，回购非流通的国有股，支付手段可相应地多样化，除现金外，还可以实物、无形资产折价，这样一方面缓解回购带来的现金压力，另一方面回购与资产剥离相结合，提高公司资产整体质量。此外，国外股份回购还有一种交换要约的支付方式，既公司发行优先股或债券作为回购股份的等价支付手段，此种方式兼顾了股份回购的调整资本结构的功能，应为我国立法采鉴。
关于回购的资金来源，仅有《必备条款》相关规定可能参照，即回购股份的款项应当从公司可分配利润和以购回旧股而发行的新股所得中支付，但不得减损公司资本。此项股份回购资金来源的规定意在保护公司债权安全以及平衡不同类别股东之间利益，也与国外相关立法一致，应为新的股份回购立法延续。[9]
（四）库藏股问题
库藏股是指公司股份回购后并不立即注销，而是留于特定账户的股份。我国《公司法》第149条第2款规定，“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10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并公告”。因此，我国立法上不承认库藏股的存在，但是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建立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股份，因此股份回购立法中应补充、完善库藏股的相关规定，当然为避免公司与股东的角色混同，对库藏股的权利加以必要限制，它不应具有投票权、收益分配权、优先认股权、资产清偿权以及相关义务。再次，因为库藏股不是资产，涉及库藏股的业务只能引起股东权益的增减，而不能创造收益或带来损失，因此库藏股的会计制度的规范也是重要的内容。[10]
（五）股份回购程序
我国股份回购的法律规范仅有原则性规定且局限于回购理由和方式，欠缺具体的操作规则。程序是保证股份回购有序、高效进行的关键，通常而言，股份回购会对公司利害关系人以及证券市场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回购一般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的绝对多数通过，并报经证监会批准，涉及国有股转让应获取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而且发生在合并、减资情况下的股份回购，必须严格遵守《公司法》关于合并、减资程序之规定。另外，股份回购程序立法还应包含保护债权人与强制信息披露的规范。
股份回购导致资本收缩或营运资金减少，偿债能力削弱，会危及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应参照《公司法》第184、186条之规定，要求公司及时将回购事宜知会债权人，并应债权人要求进行清偿或提供担保等措施后，才能正式启动股份回购。
为避免股份回购成为公司操纵市场或内幕交易的工具，应在回购全程进行真实、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内容包括回购的真实目的、回购价格的确认、回购支付方式以及资金来源等，回购成功后，应对现有股权结构、库藏股等内容予以公告。
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的动力来自于其规管对象的活跃，中国证券市场日益增多的股份回购案例，使已制订若干年的纸上条文变得生动，也凸显其简陋与滞后，立足我国国情，借签国际先进经验，制定《股份回购守则》等相关规范是制度对来自于金融创新的积极回应，也是资本市场规范运作的前提。
【参考文献】
[1][美] 詹姻斯·范霍恩、约翰·瓦霍维奇．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第十版）[M]．郭洁、徐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PP514—516．
[2] 官以德．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透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PP216—223．
[3] 吴风云、赵青海．期权、期股与企业激励机制创新[J]．经济学家，2000（4）．PP34—38．
[4] 周大中．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研究[M]．台湾：大中国图书公司，1985．PP179—180．
[5] 高程德．现代公司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P356—362．
[6]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PP323—325．
[7] 王保树．公司法修改中的几个问题[N]．法制日报，2000-6-25（７）．
[8] [美]詹姻斯·范霍恩、约翰·瓦霍维奇．前揭书．P559．
[9] 李华．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研究[A]．中德商法研究——第三届费彝民法学论坛文集[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PP155—177．
[10] 唐德华．股份公司设立与内部运作法律制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P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