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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108号


　　《辽宁省教育督导规定》业经1999年12月3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　长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


辽宁省教育督导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教育督导工作，保障教育目标的实现，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教育督导，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中等及中等以下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的基本制度。
　　第三条 对中等及中等以下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本级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履行教育职责的情况进行教育督导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教育督导必须以有关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和客观、公正原则。
　　第五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以下简称教育督导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督导工作，并接受上级教育督导机构的指导。
　　第六条 教育督导机构承担下列职责：
　　(一)统筹规划、组织实施教育督导工作，制定地方教育督导工作制度，指导下级教育督导机构的工作；
　　(二)对贯彻执行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对义务教育、扫盲教育的实施和巩固提高工作以及实施素质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验收；
　　(四)对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情况，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建议；
　　(五)开展教育督导科学研究，培训教育督导人员，组织信息交流，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六)按规定参与相关的先进评选和表彰活动；
　　(七)履行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授权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教育督导机构内设立专职督学(含主任督学、副主任督学、督学、助理督学，下同)，具体执行教育督导公务，履行教育督导工作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任一定数量的兼职督学和特约督学。兼职督学、特约督学与专职督学享有同等职权。
　　专职督学按人事管理权限和程序任免。专职督学、兼职督学、特约督学由本级人民政府颁发督学证书。
　　第八条 专职督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教育事业；
　　(二)熟悉教育法律、法规、规章，有较高的政策水平；
　　(三)具有大学本科(县可为大专)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有10年以上教育工作经历，有一定教育管理经验；
　　(四)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勤政廉洁；
　　(五)身体健康。
　　第九条 兼职督学和特约督学除应具备第八条所列条件外，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担任或者曾经担任科级以上领导职务或者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二)男性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不超过60周岁。
　　担任特约督学的，还应当是民主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
　　第十条 教育督导工作通过下列方式进行：
　　(一)听取情况汇报；
　　(二)查阅有关文件、档案等资料；
　　(三)参加有关会议和教育、教学活动；
　　(四)召开座谈会或者进行个别访问、问卷调查、测试；
　　(五)现场调查。
　　第十一条 教育督导机构和督学(含专职督学、兼职督学、特约督学，下同)可以对被督导单位及其主要领导干部的工作提出奖惩建议；有权对被督导单位发生的违反教育方针、政策及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提出处理建议；发现侵犯教育机构合法权益，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等紧急情况，有权要求主管单位予以制止，并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二条 督学应当接受政治理论、教育法律和法规以及教育管理、教育督导、教育评估等方面的培训。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为教育督导机构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经费保障。
　　第十四条 教育督导的基本形式为综合督导、专项督导和随机督导。综合督导和专项督导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确定教育督导内容，制定教育督导方案，提前通知被督导单位；
　　(二)指导被督导单位自查、自评、自纠；
　　(三)对被督导单位进行检查或者评估；
　　(四)向被督导单位通报督导结果，提出督导建议；
　　(五)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督导结果。
　　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督导报告可以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教育督导机构进行检查、评估时，被督导单位以及与督导有关的单位应当予以配合，提供与督导事项有关的真实情况和资料。
　　第十六条 被督导单位对教育督导机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当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并按照教育督导机构的要求予以反馈。
　　第十七条 被督导单位对督导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督导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做出督导结论的教育督导机构申请复查；对复查结论仍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复查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教育督导机构提出申诉。
　　第十八条 作为评价被督导单位教育工作的依据。
　　第十九条 督学与被督导单位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教育督导工作正常进行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条 被督导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一)弄虚作假，欺骗督导机构和督学的；
　　(二)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三)阻挠有关人员向教育督导机构和督学反映情况的；
　　(四)阻碍督学履行职责，或者打击报复督学的；
　　(五)其他影响督导工作正常进行的。
　　第二十一条 督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由主管部门撤销督学职务；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一)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二)假公济私或者以权谋私的；
　　(三)包庇或者打击报复他人的；
　　(四)干扰被督导单位正常工作和教学秩序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经本级人民政府授权对其他教育工作的督导，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罪犯婚姻权解读应注意的几个个问题

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 胡配军

在刑罚日益走向文明改造罪犯的今天，把罪犯的应有权利还给罪犯，让罪犯享有未被法律限剥夺的应有权利，这本是理所应然。2004年月日民政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意见》对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突破了1982年公安部对相关问题的尘封，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的实施办法，使服刑人员的结婚问题得到了法律明示许可。以此解读罪犯婚姻权，笔者认为，《意见》虽然解禁了罪犯的婚姻登记，但并不意味着罪犯婚姻权的全面开封，对罪犯婚姻权的今后解读，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罪犯婚姻权的天赋性
婚姻权是基于婚姻自由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的天赋性决定了婚姻权的天赋性。每个公民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处于何种境地，婚姻自由与权利都是与身共存的，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他有结婚或离婚的权利与自由，他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与自由。在这一层意义上，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能对他人的婚姻权进行干预。每个人都应当而且有权自主婚姻，法律对个体这种天赋的婚姻权不能进行剥夺，只能进行保护。我国宪法第条规定 “”；我国婚姻法第条“”。罪犯的婚姻权也是如此，无论他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无论他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婚姻权都将与身俱在。法律无权剥夺也不便于剥夺。罪犯自身状况的复杂性表明对罪犯的婚姻权进行任何强制剥夺既不人道也不可能。因为不少罪犯在服刑前已经拥有婚姻家庭，如果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是不是要强制已婚罪犯立即离婚？天赋的婚姻权只有在年龄不足、身体不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被限制实现，不应当因为犯罪这个原因而导致丧失。在《意见》出台之前，我国历来的法律只有1982年公安部的《》文件对罪犯的结婚予以禁止性规定，但这一规定其实并没有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只是对未婚罪犯的结婚登记从权利上予以限制，而罪犯对婚姻自由、自主、不受强制、胁迫的权利仍然存在。已婚罪犯婚姻权的既成事实更是无法改变。当然得承认，1982年公安部的这一规定容易让人们理解为是对罪犯婚姻权的剥夺，尤其是对未婚罪犯，如果不能登记结婚，婚姻的过程就无从开始，就谈不上婚姻权的行使。纵然如此，《意见》的出台也足以让人们相信罪犯在婚姻权问题上，是当然的有权主体，罪犯有权行使婚姻权。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法律还没有哪一部法律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婚姻权问题上，罪犯与普通公民一样有着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我们解读罪犯婚姻权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人性化改造罪犯、倡导并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的必然认同。
二、罪犯婚姻权行使的有条件性
婚姻权是一种人身属性极强的权利，它与人身自由权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所以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是有权主体，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而罪犯婚姻权的行使，则不能如此简单。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记就不仅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具有非独立性。监狱必须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有权力。如为了确保安全，防范脱逃及其他危险，罪犯的婚姻登记必须是有监狱民警看押的登记。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婚姻关系的产生只是合法难以合俗。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第三，罪犯出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不能在狱内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已无须向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而罪犯在结婚时，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
三、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婚姻权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没有婚姻权，就不存在同居权、生育权。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权，当然派生着同居权、生育权，但罪犯婚姻权却不能派生，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享有同居权、生育权。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并不是罪犯与配偶的同居权的体现，它有同居的事实，也是以同居权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罪犯处遇，因为在服刑罪犯中，已婚罪犯并不是个个都能享有特优会见，只有改造表现好，服刑达到一定期限者，才能与配偶特优会见。生育权更是不能派生，因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了生育权，就会出现女性罪犯在狱内生育的非法律许可现象。我国法律禁止父母亲带着子女在监狱服刑。从刑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来看，限制与剥夺人身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与剥夺，由限制与剥夺自由而生的是对罪犯社会交往权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间没有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属于罪犯的社会交往权，这些权利都处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交往的权利也还给罪犯，那么刑罚还能罚什么？刑罚的威严又怎么体现？谁还害怕刑罚？监狱又如何完成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任？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表明了罪犯婚姻权的非完整性。在整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罪犯的婚姻权只是有限婚姻权，普通公民因为婚姻而获得的其他许多权利，在罪犯身上都处于封存状态，服刑期间不能自由行使。在此有必要指出，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是当代社会的普遍公理，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而言，这一公理都当然适用，但罪犯不是一般公民，而是有罪在身的特殊公民，从权益维护与保障来讲，我们把罪犯当作权益维护与保障的弱势群体，要更加注重对他们维权。但维权应当维护的是罪犯的应有权利。这种应有权利并不是所有未被法律明文剥夺的公民权利，有些公民权利，由于相互间的制约与依附，限制了一种权利，就会导致其他许多权利无法行使，这时应当理解为这些权利都属于受限制或剥夺，法律无须就此再专门列举。再说，许多权利在不断派生新的权利，相对静止与稳定的法律来不及对此进行收集并罗列，而从法理上讲，这些权利的行使又都以已经被剥夺的某一权利为行使前提，则这些权利当然都应属于不能行使的权利。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四、罪犯婚姻权利义务的两重非对等性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具有对等性。公民婚姻权在婚姻关系内，其义务对象为配偶；在婚姻关系外，其义务对象是社会非特定的有关人和组织。罪犯婚姻权利义务虽然也牵涉到配偶与社会非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但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明显存在着两重非对等性。
一是罪犯与配偶在婚姻权利与义务上的非对等性。法律上罪犯婚姻关系的成立，同时产生罪犯与配偶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刑期未满之前，罪犯在行使了有限的婚姻权外，对婚姻义务除了忠诚以外基本上都无法履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婚姻中的义务，多数都由罪犯的配偶对罪犯承担，罪犯无力也不可能为配偶承担义务。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为罪犯婚姻家庭的存续与稳固带来了隐患。许多已婚罪犯正是由于自己服刑而导致家庭的破裂，家庭的破裂又给罪犯的改造蒙上了阴影。对于那些入监后新登记结婚的罪犯，监狱民警更应当有所防备、适时教育与引导。婚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保证所有罪犯与其配偶的婚姻登记都是非常理性的产物，步入婚姻殿堂后，独守空房的配偶是否能够长此以往忠贞不渝？罪犯的婚姻家庭到底能支撑多久？这将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监狱民警和罪犯都不能不思考。如果忽视了这些，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影响监管安全的重要间接危险因素。
二是罪犯婚姻权利与监狱义务的非对等性。罪犯许多权利都以监狱为义务主体，只有当监狱履行不作为或作为的义务时，罪犯权利才能得到实现。但在罪犯婚姻权利上，罪犯的婚姻权利却不能对应监狱的法律义务，监狱可以创造条件，帮助罪犯进行结婚登记，但这不是监狱的应然行为。监狱根据监管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实际需要，有权决定自己对罪犯行使婚姻权是否予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