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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是什么？
——登特列夫的回答
中国政法大学2006级法学理论专业 杨天泰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

引言
登特列夫在其经典著作《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序言中谦虚、深沉而充满激情的写道：“如果这么单薄的论文也配题献给谁的话，我将毫不犹豫的把它题献给稍后的黯淡岁月中的诸多友人，他们的事迹证明了，确有一种唯一值得我们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存在。”我想，登氏所谓的这种唯一的神圣到值得我们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不是别的，正是能代表人类正义、反映人类本性、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的自然法。这自然法虽不为我们所见，却时时处处指导着作为人类的我们的行为，甚至在人类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对着某些所谓的“强权即是公理”的实在法大声说“不”。这自然法并非显而易见的规则体系，而毋宁是一种价值观念。那么，登氏又是如何来阐释这玄之又玄的“自然法”呢？
一、对“自然法”范围的限定及其研究路径
登氏在此书的开篇“导论”部分首先作出声明：“本书所要讨论的自然法观念，乃是涉及人类行为的而非涉及自然现象的一个观念。”登氏一开始就把自然法视为一种观念而非一种确定的客观实在；他把探讨范围限定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范围之内。而探讨的路径不外乎历史与哲学两种。“但是以上两种路径，似乎都难以完全令人满意。”历史的路径不但繁琐沉重，而且往往会误导我们认为“自然法有十足连续的历史”，这种形式上的连续性让我们混淆了同一个名词（即自然法）所包含的不同观念和体现的不同思想。因为“除了名称相同之外，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与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几无共同之处。”哲学的路径无疑可以摆脱历史路径带来的这种弊端，我们可以通过哲学的路径发现形式连续性掩盖之下的不同自然法观念的真正内涵并加以区分，却使我们发现“自然法竟是像鬼火一般的不可捉摸”。“要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兼采历史的与哲学的路径。” 这样以来，不但可以准确把握历史上各种“自然法”观念的内涵，而且能够正确定位这些内涵各异的“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二、“自然法”在历史或现实中之不同面相
在“自然法”抽象而学究的外观之下，我们可以在历史或现实中看到其所呈现的不同面相。登氏的著作中提及的第一个“见于法律的固有领域”的自然法之面相就是透过《查士丁尼法典》所展现的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罗马法的遗产能够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和财富，其中的自然法观念功不可没。这观念使《查士丁尼法典》以全人类为立法对象，并自命具有普遍效力，而且这效力来源并非武力，而是“理性”——“法律之固有的尊严”。罗马时代的法学家们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之上苦心孤诣地探求一种“适用于一切民族与一切时代的永恒不变”（西塞罗语）的法律，这法律之所以如此神圣永恒，正是因为其以斯多葛学派的“人性普遍”与“人类平等”等哲学思想为基础，而不管是罗马人或者是雅典人，都无法摆脱这种相似而平等的人性而变为另一种生物。《罗马法大全》的编纂者们在其“文摘”部分煞费苦心的录入不同的法学家关于“自然法”、“国际法”、“国内法”等歧异明显的定义和法律的分类，也许是为了说明，自有各种具有不同效力范围的“法”存在，而不管法学家如何表述它们之间的这些不同。以罗马法的自然法学说为基础而建立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完整而和谐的法律体系”不但颇为梅因所赞赏，而且登氏还提醒我们，罗马的法律传统，教导了西方世界把法律视为人类之共同本质，视为实现永远公平与善良的事物之一种不歇的努力。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律家抱有一项要求——要求法律符合于自然，符合于公道与正义。正是这项要求，使他们的自然法观念赋予法律一种固有的尊严与价值。
“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呈现的另一个面相就是“一个完整伦理体系之基石”。自然法观念在中世纪成功地使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相结合，这固然要归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学者。“依教会法学者，自然法可以溯源至上帝，它的教诫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乃是因为它经过天启的证实与推行。”自然法由此获得上帝赋予的神圣性，而自然法之中包含的“人类理性”等哲学概念对基督教信仰也不无裨益。“自然法”实在是俗世智慧与神学智慧所共同体现的人类智慧之结晶。中世纪哲学之最伟大的代表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其旷世巨著《神学大全》中对自然法观念作了一番全新的阐述。阿奎那所谓的“自然理性之光”即“自然法”是“理性的造物”即“人类”分享的“永恒定律”，而这“永恒定律”来自上帝，是上帝对人类的合理指导。登特列夫把阿奎那的自然法观念之贡献归结为三点：第一，阿奎那把自然法视为人之尊严与能力之表现。因为人类得自于上帝的理性，自然法得以成为人类专属的诫律。第二，阿奎那把自然法设想为道德之基础。因为人类得自于上帝的理性以及人性因此所具有的尊严与能力，体现人类理性与智慧的国家从而成为自然道德之最高表现。世俗权威因此得以正名。第三，阿奎那的自然法成为评判人类社会政治体制之好坏的最高准则。在这一点上，阿奎那认为国家及因其而生的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们必须符合正义。这正义的涵义虽然有点含糊，但是不合正义的事以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为标准的话却是易于判断的。人类并没有义务去服从那种不合正义的法律，即便他身为此种法律之下的臣民。
“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呈现的第三个面相，或者说是巨大的历史功绩，充分体现在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中，而且使自由与平等的伟大理想深入人心，甚至写入人类社会的法律典籍。登氏称其为“自然权利的理论”。这套理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性主义。近代自然法理论之建立者荷兰人格老秀斯将自然法观念翻新改造并作出了自己的阐释。他有一句名言：“即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也仍然不失其效力。”他甚至拿数学来作类比，声称：“正如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他也不能使本来是恶的东西成为不是恶。”自然法是不证自明的，它也许来源于上帝但并不完全依附于上帝。自然法之理性证据已然充分。于是自然法得以脱离神学的束缚，成为“俗世的”观念和智慧。第二，个体主义。个体主义发轫于个体之间的协议的契约观念。正如康德所言：“要把个体的自然权利置入国家架构之内，契约观念是唯一可行的法子。”登氏总结道：“就形式而言，契约乃是个体意志之表明——这意志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根据自然法而建立一种相互的义务关系。就实质而言，契约的内容就是个体之‘自然权利’，这权利被用以交换同等或更大价值的东西——社会之利益及政治组织之安全。”第三，激进主义。这套理论的激进充分表现在它为人权所作的的辩护上，这种凭借自然法之力量而自然地属于人的权利因而得以对既存体制进行抗辩或挑战。
三、“自然法”与“法律之本质”
法律是命令抑或正义？“自然法”明确摒弃“法律即是命令”的观念。法律何以不能是“主权者的命令”？如果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那么主权者便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其独立于法律之外。但是主权者并不能免除一切法律义务，否则便是不折不扣的强权与暴政，社会秩序无法建立。而且主权者的命令之外还有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可以称之为法律，譬如国际法。
法律是意志抑或理性？如果法律就是意志，无论这意志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人民的意志，当上帝不存在或者人民的意志失去理性，法律又将呈现出何种面貌呢？法律尽可能是意志的表现，但未必尽然只是意志的表现，理性同样不可忽视。
登氏认为，自然法原是有关法律的一种界说，它隐含了对法律观念的一种扩充，甚至可以扩充到“任何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或准则”（胡克语）。这种扩充虽然太过宽泛和笼统，却有助于“使人们得以用新的眼光去了解法律现象。一种法律，即使不能对人施以制裁，仍然可以是一种法律”。例如国际法或宪法的某些条款。
自然法恰恰提醒我们，法律不仅仅是命令抑或意志，而应当更多地体现正义抑或理性。
四、自然法学说对“法律与道德”之关系问题的阐述
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是历史上任何法理学派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法学家庞德在其著作《法律与道德》中对历史上的各法理学派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进行了一番近乎完美的梳理。庞德认为，法律与道德有着共同的起源，但在发展过程中分道扬镳了。他说：“将法律和道德彻底分开的做法（像分析法学家所追求的那样），以及将两者完全等同的做法（像自然法学派所追求的那样），都是错误的。”这不失为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所作的一个中肯而客观的定位。但是在登特列夫看来，庞德把法律与道德等同的错误做法归咎于自然法学派确实有点冤枉了这些虔诚而勤勉的自然派法学家们。
登氏总结了法律与道德混淆的两种情况：第一，法律道德化，即法律从属于道德。这源于自然法理论认为法律的目的不仅在于使人服从，也在帮助他们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显然不利于法律的独立与发展。第二，道德法律化。把法律评价引进道德领域，这样做的后果对法律抑或道德都不利。“正如人们感到法律之道德化有违法律经验之证据，人们也感到道德之法律化会危害到道德的本质。”譬如以武力强制迫人为善，这“善”还是不是原来的“善”？
登氏随后开始为自然法学家们为区分法律与道德所作出的贡献仗义执言。法律与道德之区分已为法学界诸多学者所熟知，正如庞德总结的：“在主旨方面，据说道德涉及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法律只涉及人的行为；伦理学的目标是完善人的个体品格，而法律只是尝试去调整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据说道德更关注这类行为背后的事物，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相反，法律关注行为，并且只是关注表现于行为性质之中的思想与情感，并以此判断它们对一般安全或一般道德所构成的危害。”登氏也把法学家们所作的这些区分总结为三点：第一，法律是社会的或客观的，道德是个体的或主观的。在登氏看来，这个区分，“即使经院学者，对这个要义也不是完全懵然无知的。”阿奎那就认为，自然法作为一种道德诫律，管辖范围是及于“一切德行”的，但人订的法律基本上并非以增进美德为目的，而毋宁是确保一个和平的共同生活的目的。这个目的正是社会性的目的。第二，法律的强制力不同于道德之约束力。登氏眼中的中世纪自然法理论家已经领会到法律命令与道德命令的区别了。第三，法律的“外在”与道德的“内在”。法律更多是源于外在的经验，而道德则深入人们内心的良知。法律义务之“外在性”也被早期伦理与自然法作家认识到了。他们典型的代表就是阿奎那和胡克。阿奎那认为，鉴于“人只能看到呈现的事物”，所以人只能对外在行动下判断；只有上帝才能判断意志的内在活动，深入人之不为人见的内心深处。胡克则称，人订的法律关注“已发”，只管行为；上帝的法律则可以关注未发，注重人的心灵。在这个总结之后，登氏为自然法学说正名道：“自然法学说绝不是使以上两个领域（即法律与道德）混淆的祸首，相反的，它使人对其差异有更深的认识。
尽管部分法学家希望通过法律与道德的这些区分而试图将法律与道德截然分开，但是其结果却让他们失望了。道德未必就是个体的，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公共道德。登氏说：“一种纯属个体的道德是无法想象的。”法国人涂尔干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无论群体是什么样的，道德与群体成员的身份是一并形成的。”法律的强制力也并不能必然证成法律之为法律，因为强盗同样可以有强制力，而且某些法律即是没有明显的强制力也不失其为法律，譬如国际法与宪法的某些条款。法律之外在性也是模糊和大概的，因为即便是外在命令也需关注内在的意志与自由，否则法律之中便不会有“善意”、“恶意”之类的概念了。自然法学说让我们直面法律与道德之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我们认识到二者的区分不是那么简单。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自然法学说既承认法律与道德的紧密联系，也不否认二者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却应当是更深层次的。
五、结论
是时候下结论了。登特列夫在全书的结尾引用了康德的一段名言之后，写道：“上面所说的价值与规范恰好重合的地方（它就是法律之终极根源，同时也是道德生活之肇端），我相信，正是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名之为自然法的东西。”依他，规范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并不是必然分离的，虽然不是所有的规范都可以作出价值判断，但是总有一些规范（而不管这些规范是不是被承认为法律）是需要作出价值判断的，价值与规范必然有其重合的地方，而这正是人们以“自然法”这个语言之中的词汇来命名的。自然法是对“什么是法律”这个被法学家和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的一种回答。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诸多答案之中，自然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呢？康德告诉我们，“光知道法律实际上‘说或曾经说’什么并不足以使法律家知道法律‘是’什么，而只能使他们知道在某时某地有些什么与法律有关的事物。”也正如先贤西塞罗假马卡斯之口所说的，“但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我们是要以一种方式去全面探究普遍正义与法律之整个领域。相形之下，我们自己的民法，倒显得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角落了！”“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完满答案不但也回答法律是“什么”，而且要回答法律“何以”存在法律，法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实证主义法学家所无法回答或者有意回避的。而自然法学说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缺。登氏认为，“自然法观念同时带有法律的性格与道德的性格。对自然法的一个最佳形容，也许就是说它为法律与道德的交叉点提供了一个名称。……自然法原就是一种努力，想以法律的或‘规范的’术语来陈述某些被认为绝对有效的价值。”也正如他在导言部分所说的，“如果没有自然法，意大利半岛上一个农民小共同体的渺小法律，绝不可能演变成为后来国际文明的普遍性法律；如果没有自然法，中世纪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之综合，亦必永无可能；如果没有自然法，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美国与法国大革命，而且自由与平等的伟大思想，恐怕也无由进入人们的心灵，再从而进入法律的典籍。”
不管是何种法学派别的法学家，他们都在追求着自己渴望的理想的法律。自然法学家追求一种永恒与绝对的价值标准；实证分析法学家希望法律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社会法学派学者则希望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历史法学派学者则希望法律成为民族精神的体现；甚至概念法学者希望构建一个完美的“概念天国”……我们都希望未来的世界或者说未来的法律世界更加美好。但是我无法想象，一个完全抛弃自然法学说的指引，完全剔除了道德的法律体系将会是何种面貌？无情？机械？僵化？但我知道，就算有这么一个法律体系的存在，这个体系也无法完全排除立法者、司法者或者守法者作为个体的良知。哲学家柏林曾经说过：“人之所以可能理解其当代人或任何时代的人，人类相互间之所以可能彼此沟通，却有赖于某种共同的价值存在，而不仅止于依靠大家共有的一个‘实际世界’的存在。后者只是使人类能够互相沟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人类若要彼此沟通，便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基础，亦即是一些互相关连的概念与范畴，这对人类的沟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唯有依赖这一点共同的基础，我们才能认清其他的人之所以为人，其他的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原因。”我想，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未尝不是一个不同时代或地域的人类可以而且能够互相沟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意］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2.［美］庞德著：《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3.［法］涂尔干著：《社会学与哲学》，梁栋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4.［英］以赛亚•柏林著：《自由四论》，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一起订婚宴引发抗诉酒官司

【导读提示】

　　　因女儿订婚，老赵宴请亲朋好友，席间有刁姓亲属夜间出走，致冻伤双脚，经法院审判，宴请者承担补偿责任，其余参加宴请者不承担责任。结案十年后，检方提起抗诉。一起特殊的案件、特别的抗诉、特悬的酒官司，涉及法律的关键问题是确定被申请人责任的基础和依据是什么？

【案情简介】

　　　2004年12月28日，老赵的女儿订婚，亲属聚在赵家赴宴，分两桌就坐，和小赵的姨夫在炕桌的有五人，室内地上有一桌坐七人，刚开席时，刁某端酒同地桌的小赵碰酒，因话不投机，双方有争执，大家纷纷散去，刁某家离此地二十里，已经是夜间，刁要回家，赵家留宿，安顿好刁进东屋休息，过了一会，刁称去小便，让赵的女儿拿鞋过来，刁穿鞋出屋，赵女告其他家人说刁去房后小便，让家人去房后看看，不料刁趁机抄小道出走，赵家又分头找来亲朋，分三路开找，因刁走路迷失方向，与回家的路成反方向，一夜未能找到，第二天其家人从山沟找到，此时刁的双脚被冻坏，急送医院抢救，脚趾未能保住，刁称赵家将其打伤，并向公安报案，经公安侦查，无法确认伤害事实，2005年1月刁将聚餐的所有人告至法院，经审理后法院认为，刁诉称赵家人殴打致伤的说法缺乏证据，判决赵家承担补偿责任，其他聚餐者无责任，十年后的2012年，检方向法院提起抗诉称，根据注意义务，其他聚餐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理评析】

　新民初字第4488号民事判决，于九年前的2005年2月28日生效，法定上诉期内申请人未提出上诉，通过执行受领了判决确定的补偿款，表明其对原审判决服判。九年后申请再审或抗诉，远远超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二年再审时效；新检民抗【2012】11号民事抗诉书提出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可否驳回人民检察院就民事案件提出的抗诉问题的答复》法研【2001】36号规定：“人民法院将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转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法院依法再审后，认为应当维持原判的，可以在判决中说明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将判决送达提出抗诉的检察院。”申诉及抗诉理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条件，不足以导致已生效判决的司法权威及稳定性，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再审复查或审查后应当做出“维持（2004）新民初字第4488号民事判决”的再审判决。

【抗诉问题】

抗诉书及申诉书提出的理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原审判决应当予以维持。针对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提出如下意见：

根据最高院关于审判监督一盘棋会议纪要规定，本案抗诉不应受理，人民法院依法建议或商请检察院收回抗诉书销案，检察院坚持抗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做出维持原审判决的再审判决，可以在判决中说明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将判决送达提出抗诉的检察机关。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第212条规定，二年为不变期间，自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计算。
　依据《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法【2001】161号：三、关于民事、行政再审案件庭审方式改革的几个问题：15 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围绕抗诉内容进行审理。抗诉内容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不一致的，原则上应以检察机关的抗诉书为准”。14、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人民法院已经决定再审的案件；……原审案件当事人在原审裁判生效二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不予受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先同人民检察院协商，请人民检察院收回抗诉书销案；检察院坚持抗诉的，裁定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规范省级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提请抗诉案件的意见》【2001】高检民发第4号规定，为统一省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案件的受理条件和抗诉标准，保证办案质量，现提出以下意见，请参照执行。对下列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应不予受理：5.申诉人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二年之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对下列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不宜提请抗诉：1.申诉人在诉讼中未尽举证责任导致败诉的案件；2.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的案件；4.人民检察院自行收集或申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与原审人民法院裁判所采信的证据相矛盾的案件；6.对原裁判中属于人民法院自由裁量的内容提出申诉的案件。
　本案申请人提出申诉的时间是2011年8月8日，超出原审判决九年时间，本案并未出现《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三条规定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申请人的申诉以及抗诉书未列超过二年后据以申诉或抗诉的理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规定，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据此，被申请人请求人民法院商请检察机关收回抗诉书销案。
　
【审查范围】

抗诉及申诉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两项理由不能成立：
　抗诉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六）项关于“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确有错误”的两项范围，要求赵、张以外的被申诉人承担责任，缺乏法律根据。
　A、从抗诉书记录得知，针对“事实证据”问题，抗诉书称“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损伤系被申诉人等殴打所致”、“故认定申诉人酒后自己造成损失”。对照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原告陈述其挨打的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也不承认打原告这一事实”、“原告在亲属家喝酒，原告称是被打伤头部后，被抬到沟里冻伤双脚，但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公安局又以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原告的伤并没有证据证明是被告赵和张所致，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伤是其他被告所致，在饮酒过程中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有劝酒行为”。
　复查得知，抗诉书对事实证据的理由与原审判决基本一致，说明抗诉中关于“事实证据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原告诉求的是侵权事实，依据侵权责任四要件，申诉人在原审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对自称的伤害过程只有口头编纂的故事，因为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诉称的事实，原审法院不能支持原告关于伤害的诉由。民事诉讼不能对所有事实或一般事实均规定为基本事实，以民事法律关系要素为标准，针对侵权类案件，法律规定以“损害主体、伤害行为、伤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违法性”为审理要件。
　原审原告为达到索赔目的，歪曲甚至完全虚构事实，为查明事实设置重重障碍，面对复杂情况，依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裁判原则，法庭只能通过证据规则及司法审查，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裁判前提，原审原告不能提供其主诉的证据，原判决未采信原告的虚假陈述，认定其诉称被人打伤的事实不存在，裁判没有任何错误。
　新市检察院轻信申诉人虚构陈述，违背法律规定随心所欲地提出抗诉，既失去司法监督的严肃性、法律性，又浪费法律资源，抗诉述称的“事实问题”缺乏根据，不能导致原审判决的撤销。
　B、关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抗诉理由，抗诉书使用了大量诸如“侵权行为法的注意义务理论”、“通常处理”、“一般情况下”等主观性很强的人为判断，试图通过颇有争议的主观认识推翻原审判决，这样的抗诉显得不专业、不依法、不可采。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一款（六）项规定的“法律确有错误”中的法律是指“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颁布的法律；所谓法规是指国务院颁布的法规；所谓司法解释是最高司法机关依据最高审判权，根据立法精神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解释、规定或批复等规范性文件。
　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案件性质为侵权纠纷及责任承担，案件性质为侵权纠纷。法律规定的确定明事责任和义务是指法律具有明确的情形，关于共同饮酒人的法律责任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依据立法本意，饮酒人的责任只能归类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侵权责任要件。
　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因订婚亲属聚餐，未发生参与人喝酒过量的事实，更未发生被申请人强行逼酒的行为。事实是，申诉人饮酒不过二两，根本达不到酒醉状态，当天聚餐的其他人都离开后，张安顿申请人进东屋休息后，申诉人借口到屋外小便为由，抄小路出走，发现申诉人出走后，各被申诉人接到情况后，又纷纷返回到张家，马上组织三路人马分头寻找，并往申诉人家里打电话询问情况。充分说明各被申诉人没有违法，没有过错，抗诉书的理由是轻信申诉人的谎言，建立在没有弄清事实的前提，得出各被申诉人应当履行注意、救助、救护的义务，这样的认定毫无根据，当于各被告人均早到申请人离开，何来承担未知情形下的法律责任。
　
【原审法理】

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应予维持原审判决：
　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被申请人究竟有无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就要看被申请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侵权四要件。
　首先、被申请人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订婚宴亲属聚餐时的共同饮酒行为不构成法定或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被申请人的行为对申请人无任何过错可言。根据案件事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共同饮酒（并非同桌），被申请人难以预料申请人酒量程度、无法预料后果，这种情况下认定被申请人主观上对冻伤申请人存在故意或过失，显然不妥。
　其次、申请人冻伤的后果是由于自身原因所致，与被申请人订婚宴没有必然因果关系。
　本案涉及到饮酒人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现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均没有明文规定，学术上论及较少但争议较大，如何认定饮酒致人损害民事责任是一个复杂的疑难问题。民法关于自然人行为能力规定看，是以年龄划分行为能力，以成年人有无能否辩认自己行为能力为划分标准，并无以醉酒及程度作为认定能力的标准，如果以成年人醉酒作为共饮者责任承担的前得，则必然会遇到“诉讼中无法认定”、“由谁来认定”以及“如何认定能力丧失”三大问题，这方面缺乏法律及理论依据。
　本案一审判决、还是再审抗诉，遇到的关键问题是确定被申请人责任的基础和依据是什么？对此，抗诉书及申诉书均没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答案。相反，申请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饮酒和酒后行为负责。
　本案没有证据证实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有恶意劝酒行为，也没有证据证实申请人在饮酒时和酒后出现醉酒不能自理的情形，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不存在“注意和照顾”的义务。参加订婚宴与被冻伤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申请人酒后冻伤是各被申请人不能预见的意外事件，各被申请人不应对没有过错且不能预见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承担过错责任，并给予赔偿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
　本案不能简单以申请人酒后冻伤这个结果来认定各被申请人的法律责任。要查看订婚宴期间被申请人有无过错，如果行为人有过错且因为这个过错给申请人带来损失时，民事主体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在订婚宴当时，有强行劝酒或申请人酒醉情形下被人强制驱离。《民法通则》第二章对自然人作专章规定，是对民事主体资格和行为能力的认定依据，申请人是成年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首先对饮酒后的行为负责。从现行法律规定，醉酒被列为严重违法行为的免责事由，属于喝酒人自行放任自己或者过于相信自己而造成酒醉，从法律规定的“醉酒人不能免除法律责任”的情况看，申请人是否喝酒、酒量程度均由自己掌控，酒后行为也由自己承担，不能因为冻伤的后果就逆行推导出由参加订婚宴的所有人员承担责任。原告冻伤的原因是自己主告而别，在张已经将其安排在东屋住宿后，不告的情况下偷偷回家时走错了方向，深夜在外温度低下，当事人各方共同饮酒和冻伤之间没有直接必然因果关系。
　依法认定公民责任和法律义务不能泛道德化，泛主观化，否则，与正常的民事交往活动相抵触，考虑到裁判行为的公信力，本案不宜认定被申请人赔偿责任。
　宴请与接受宴请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正常活动，宴请中举杯敬酒是社交活动常识，是合法行为，如果认为人们相互间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被宴请或者请到家里，大家坐上酒桌端杯喝酒，因此相互之间就必须有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这显然与立法精神相违背。让共同饮酒人对一个饮酒人的酒后行为负责，在实践中行不通，人们不能等一个饮酒人彻底清醒后再离开他。法院判决要有社会公信力，必须考虑社会正常交往习惯，不能悖离社会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