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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听证制度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理论建构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之听证制度解读

●宋孝彬
（呼和浩特边防指挥学校 训练处，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听证制度的阐释，论述了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对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提出条件及适用程序应作进一步的理论建构，从而对实际工作中依法执法以期有所帮助。
[关键词] 听证；听证程序；听证制度；告知义务

2005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这部法律已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治安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依据，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比较好地把握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比较好地维护了包括社会治安秩序在内的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系统总结《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7年1月1日施行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与原来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这部法律在指导思想上更强调维护社会治安工作要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实施治安处罚要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要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在具体内容上，这部法律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细化了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程序，加强了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执法活动的监督，特别是原则规定了听证制度。
一、听证制度概说
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是指行政机关为了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行政机关依法、正确、有效地适用法律，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举行的有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行政机关案件调查人员等参加的，听取上述人员的陈述、申辩、质证的行政程序。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听证程序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的一种特殊程序，并不是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且违法行为人要求听证的，才举行听证。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属于听证程序的法定适用范围但违法行为人未要求听证，或者违法行为人要求听证但不属于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案件，行政机关可以不举行听证。设立听证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得受行政处罚的一方有权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另一方面有利于对行政权的行使加以控制，规范行政权的使用，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通过听证程序听取当事人的意见。通过听证程序，行政机关和相对人、相关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协商的机制，听证各方在听证过程中加强了沟通，使根据听证作出的决定更有说服力。听证基于其自身的说服力和公正性，可以促使处罚决定的实施，缓解社会矛盾。治安管理处罚是行政处罚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
二、听证适用的范围
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行政处罚案件都必须经过听证程序。《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法律规定应当听证的范围，主要是由于：一要考虑公平与效率兼顾，一般只有在可能严重侵害相对人利益的情况下才适用听证程序，没有将所有的行政处罚都规定必须适用听证程序；二是考虑我国国情，治安案件的特点是危害到社会秩序，且数量较大，违法事实比较简单，容易查清，对这些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应采取简便程序及时处理。因此将应当听证范围加以一定限制是完全必要的。本法结合行政处罚法，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了治安管理处罚应当举行听证的使用范围。适用听证的治安管理处罚的范围包括被处罚人要求听证的下列处罚：一是吊销公安机关颁发的许可证的；二是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
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这是剥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已经取得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发放的从事某项与治安管理有关的行政许可事项的许可证，使其丧失继续从事该项行政许可事项的资格的一种处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对一些与治安管理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事项，规定实行许可制度，由公安机关依法审核、发放许可证。比如，典当、公章刻制、旅馆等特种行业许可证、保安培训机构经营许可证、剧毒化学品购买或者准购证等。没有依法取得许可证而从事相关业务和活动的，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应当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罚。已经依法取得相关许可的，也应当在许可的范围内依照有关规定从事活动，不得超越许可范围或者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活动。对于超越许可范围或者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活动，情节严重，不适宜继续享有特许权的，就有必要由公安机关依法吊销其已经取得的许可证，收回其已经取得的特许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的处罚，应当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
罚款，是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处以支付一定金钱义务的处罚。罚款处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得比较多，罚款的作用在于通过使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经济上受到损失，起到对其惩戒和教育的作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罚款的幅度，有不同的档次，这是根据各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危害程度以及罚款处罚的有效性等设定的。二千元以上罚款，是指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拟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二千元以上罚款的处罚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的规定，拟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二千元罚款的，也属于治安管理处罚听证的适用范围。由此可见，听证主要适用于一些对被处罚人利益造成较大影响的行政决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罚款的处罚一般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但是对于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
三、听证要求的提出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也是治安案件适用听证的前提条件。如果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没有要求听证，公安机关认为有听证必要的，在征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同意和参与的情况下，也可以组织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可以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提出听证申请。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以口头形式提出申请的，公安机关应当记录在案，并由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签名、盖章或捺指印。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这是告知制度的必然要求。这样规定，一方面要求公安机关必须履行告知的义务；另一方面赋予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被治安管理处罚过程中享有被告知的权利。对符合上述听证范围的处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这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属于公安机关在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的内容，公安机关有义务告知。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精神，公安机关应当告知而没有告知，属于程序违法，可导致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告知的方式，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上讲，公安机关既可以采用口头方式告知，也可以采用书面通知方式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但是，由于执行告知程序，是公安机关的法定义务，不执行告知的，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则可能会因程序违法而被行政复议机关、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因此，为保证程序合法，对采用口头方式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告知的具体内容及情况记录在案，并由被告知人签名、盖章或者捺指印。
四、听证适用的程序
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的范围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听证。所以听证应当符合：一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对公安机关关于违法事实及处罚的认定有异议，双方有重大分歧，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听证的。如果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虽有异议，但没有要求听证，就不进行听证。听证的主动权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一方。二是属于该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的听证范围。如果超出法律规定的听证范围，则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无权要求听证。
公安机关对有权要求听证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听证要求，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所谓“依法举行听证”是指依据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具体的听证程序举行听证。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内容，结合本法，听证应当依照以下程序组织：
（一）、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公安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提出“要求听证”的时间，应当是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已经调查终结，在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之前。
（二）、公安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为了保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时间准备听证，公安机关举行听证的，必须在七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由于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要求听证，到公安机关通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举行听证之间没有规定期限，《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特别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公安机关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听证要求后，应当抓紧组织听证，不能无故拖延。
（三）、除案件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四）、听证由公安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比如主持人是被侵害人的近亲属的，或者主持人与被侵害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都可向公安机关申请回避。处理回避的程序，可依照本法第八十一条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
（五）、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
（六）、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应提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治安管理处罚建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进行申辩和质证。听证的过程，应当充分进行调查核定证据，对证据应进行充分的质证，允许辩论，以达到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目的。
（七）、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同时，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承担公安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听证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写出听证笔录，并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根据新认定的事实、证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提出处理意见，报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处理决定。公安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不得因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而加重处罚。
五、结语
总之，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的听证制度，虽然几乎是《行政处罚法》的抄写式吸收，但意义重大，体现了立法进步。在听证中，首先应明确听证的对象。并不是一切情况都可以引起听证，听证程序的启动也要考虑到成本和效率的问题，因此法律对其对象有明确规定。共同点是都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剥夺的时候，一般是设置听证程序的。对于涉及到当事人重大利益的案件，一般都应该允许专门的听证程序，双方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就法律纠纷进行正式的阐述和辩论，以充分表达当事人的主张和观点，这是其陈述和申辩权利的进一步深化，也是贯彻公开原则的重要体现。其次，听证必须具有程序化的内涵。《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规定了公安机关在听证中的告知义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告知义务只限于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两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同时，赋予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听证的程序启动权，明确了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的义务，从而保障当事人在听证中的程序权利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柯良栋，吴明山.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与实务指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2]肖建国.程序公正的理念及其实现，法学研究.1999第三期.
[3]沈宗灵.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Brief Discussion about the Theory Foundation of Hearing System in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of Law
——Analyzing the Hearing System of new ‘Law of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nd Penalty’
Song Xiaobin
(Huhhot Commanding Academy of Frontier Defense of Armed Police,
Huhhot, Inner Mongolia, 010051)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relevant regulation of the hearing system,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hearing system in the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of law, the situation of application and the procedure of application. It also expounds that these three aspects should be further completed.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some help in the practical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law.
Keywords: hearing, hearing procedure, hearing system, informing duty
Author: Song Xiaobin （1974—— ），male, a lecturer from Huhhot Commanding Academy of Frontier Defense of Armed Police.


血缘关系与我国行政立法的变迁

李伟迪


摘要：血缘关系是中国行政立法的重要依据，比较中国古今的血缘行政立法，现行法在消除血缘行政特权方面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在血缘任职回避、血缘受贿立法等方面，应充分汲取古代法之精华。
关键词：血缘 行政立法 任职 回避 受贿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夏商周分封诸王，血缘是行政组织的依托，宗族是行政系统的主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拓展，血缘关系在组织国家政权和推动社会运转中的作用日益淡化。但是血缘关系在皇权制度、选官制度、行政制度、回避制度、反贪制度等行政立法方面，仍有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古代与现行的血缘行政立法，既能窥见古代法的辉煌，也能觉察到现行法的不足。

一、 血缘与选官制度
1、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特色是孝悌为官。一个人对血缘亲属尊老爱幼，堪为楷模者，可以被选为官员。汉宣帝时“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1]“唐以孝著，为郎中令。” [2]官员不举孝是重罪，被选举者不就职也是重罪。 “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3]西汉举孝廉约32000人，东汉约42000人。[4]孝悌为官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2、父祖为官，子孙亦可为官。行政官员血缘亲属有任职特权，在任官员的子孙依据血缘关系和父祖的品位，有免试担任行政职务的权利。唐代规定，皇亲国戚及五品以上官之子孙，可以凭父祖的官品取得做官的资格，五品可荫孙，三品以上可荫及曾孙，[5]李德裕与父祖三代荫叙为官即是证明。[6]
3、血缘与行政处罚有直接关系。有些行政处罚因血缘而起，有些因血缘而轻重，有些因血缘而免除。例如，所任官名与父祖名同字或谐音，则应辞职；如果老亲有疾病在身，又无人照顾，也必须辞职；在为父或母守丧期间也不能任公职。“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在父母丧，生子及娶妻；兄弟别籍异财，冒哀求仕；……免居所官。”[7]“诸庙享，知有缌麻以上丧，遣充执事者，笞五十；陪从者，笞三十。主司不知，勿论。”[8]官员不得随意役使部属，如果与部属有亲属关系，则不受限制，“若有吉凶，借使报监临者，不得过二十人，人不得过五日。其于亲属，虽过限及受馈、乞贷，皆勿论。” [9]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 [10]
根据血缘选官、任官和行政处罚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现行行政法彻底抛弃了这一封建特权立法，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大进步。但是，现实中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法律的这种时代精神，“裙带”意识严重，是人事领域腐败的重要根源。

二、 血缘与行政任职回避
血缘任职回避是中国古代行政立法的重要内容。明洪武元年规定：在两京，其父兄伯叔担任行政主管者，其弟男子侄不得担任监察之官；内外主管衙门及所属衙门中有系父子、兄弟、叔侄关系者，要回避；回避的原则是依官阶以低就贵，[11]清代把任职回避的范围扩大到了祖孙关系、姐妹关系和姻亲关系，“京师中央各部、院尚书、侍郎以下，至翻译满语文的笔贴式以上，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供职，令官阶低者回避。乾隆五十八年规定，母亲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女婿、亲姐妹之子，都不得在同一衙门内为上下隶属之职。” "如有捏称宗族姻亲，择缺美恶者革职（私罪）。该上司自认姻族扶同捏报者，亦革职（私罪）。在外失于详查之出结官，降一级调用，在京查之出结官，降一级留用（俱公罪）。凡假借回避，有意择缺者，均照此例议处。"[12]
我国还未制定系统的任职回避行政立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人事部出台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
"第二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亲属关系之一的，必须按规定实行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一）夫妻关系；（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第三条 国家公务员凡有第二条所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物等工作。"
"第四条 （二）一般由职务较低一方回避；职务相同的，由任免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公务员的实际情况决定其中一方回避。"
"第八条 国家公务员办理任职手续前，应当如实向主管部门报告应回避的亲属关系，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并调整工作。应回避的国家公务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应采取行政措施予以调整。"
"国家公务员从事公务活动时，应主动报告应回避的关系。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其中因未回避给公务造成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应给予相应的处分。”[13]
新近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在讨论干部任免时，凡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干部考察组成员在干部考察工作中涉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此规定有利于抑制选拔环节中的“裙带”腐败。
比较古代与现行血缘任职回避立法，其基本一致的是：第一，现行行政法继承了古代法中任职回避的范围，三代以内的血亲都属回避的对象。第二，回避的办法是以低职回避高职。第三，对不遵守回避规定的行为，都给予处罚。但是二者也有很大的差异：第一，现行法规定了公务回避的要求，古代法则没有。第二，古代法对违背回避规定的处罚比现行法严厉，分革职查办和降级二种。现行法的制裁太轻，最重处分也只是开除，但现实中从未有一例因违背回避规定而被开除公职的案例，违规成本太低。而违规利益的丰厚，使敢于以身试法而高枕无忧者日多，这与今天的腐败现状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三，古代法中回避的职业范围包括一切公务，而现行法只涉及行政机关，排除了党务部门和司法机关，而前者是领导决策机关，后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是社会的中枢，而血缘任职却无法律禁止。第四，古代法的法律渊源是较完备的行政法，现行法的法律渊源是国务院和部门的暂行条例，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不利于对人事腐败的打击。

三、 行政官员血缘亲属受贿的立法
近年来，全国特别是湖南的血亲曲线受贿案直线上升，一些领导干部唆使、纵容自己的血亲大肆收受贿赂，或者由血亲开公司、办实体，自己隐居幕后操纵，利用手中权力牟取暴利，马某某受贿案就是典型。
法庭上检察机关指控马某某担任省交通厅副厅长期间，利用主管全省公路重点工程及担任厅招标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之便，伙同妹妹、女儿、女婿，帮助他人中标、分包工程和承担业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和共同收受个人和单位贿赂226.6万元。马某某本人虽然只单独受贿13万元，其它则均为共同受贿，所受贿赃款大部分留存在他妹妹、女儿和女婿手里。对此，马辩称他不知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钱财数额，无受贿故意，故不构成犯罪。控方认为，马某某明知妹妹和女儿等人要利用其职务为请托单位谋取利益,任由他的亲属向请托单位收取钱财，因此马某某与妹妹和女儿等人形成了其同受贿故意。[14]
本案的特点是公务员与血亲精心策划，曲线受贿，数额巨大，并企图规避法律。马某某辩称，自己不知道妹妹和女儿等人等是否收了钱，收了多少钱，自己也没收到和保管钱物，因此就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钱物的行为，与己无关，自己无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控方驳辩说，马某某明知妹妹和女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的贿赂，构成共同受贿的故意。笔者认为，虽然马某某对自己的行为心知肚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不得不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从法律的严密性和法律的功能看，本案审理存在二个问题，首先是个直接问题：共同故意的指控不能成立。即使凭案情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基本肯定马某某等人预谋曲线受贿，被告人后来也确实这样运作，但是控方如果没有举出被告等人如何策划、如何分工、如何联系的具体事实，包括时间、地点、主体、客观方面等，就不能认定曲线受贿。从法理考虑，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故意，第一，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和共同行为；第二，要看行为人是否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第三，要看行为人是否积极追求或放任特定效果的发生；第四，如果是受贿的故意，还要看受贿人是否知道行贿人和行贿数额。从本案的法庭辩论看，如果控方不能提供其他证据，马某某可以作这样的辩护：就妹妹和女儿等收取财物的行为，我没有参与谋划，我不知道行贿人是谁，数额多少、请求事项，没有占有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的财物，因此，我既没有受贿的故意，也没有受贿的赃物，因此不构成共同受贿。
其次是个间接问题：法律不能制裁马淇英等人的行为。如果马某某的辩护成功，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可能会作二种定性，其一是诈骗行为，其二是合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定为合法行为的居多，因为其行为可以理解为中介费、劳务费、无偿赠予等，如果碰上腐败的司法官，这正是徇私枉法的好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类似的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告无罪释放，贿赂公行而无可奈何。试举一个审结无罪的案例：
甲为一私营原料生产企业主，为争取某大型国企购买自己的原料，以老乡名义资助该企业领导人乙之子丙注册的公司10万元。资助之初，甲乙没有提及原料之事，半年之后，甲以产品积压太多为理由，请求乙帮忙，乙暗示自己的采购科长丁与甲协商，甲成功地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该国企推销原料50吨，获取超额利润30万元。后由于原料积压变质，该国企损失近60万元。此事被侦查起诉后，甲、乙和丁都否认有行贿受贿行为，声称甲之资助完全是朋友行为，原料购买是正常业务关系，较高价格和企业损失是市场变化引起的，是经营风险的体现。审理结果是罪名不成立，乙无罪释放，当然乙之子丙也无共同受贿的故意。
此案的作案手法比马案更为狡猾，从长计议，打擦边球，但实质一样，是利用血亲曲线受贿。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智商较高，谋划周密，熟悉相关法律，利用血亲关系的亲密和稳定性，钻法律的空子，达到行贿和受贿的目的。此类现象，路人皆知，但是依刑法第382条、385条、393条、394条，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为什么现行法律这样苍白无力？就是立法中有二个缺口，其一，立法要求控方承担血亲是否勾结的举证责任，事实上控方很难取证。其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血亲取财是受贿，曲径通幽，犯罪分子暗渡陈仓。
血亲曲线受贿，自古有之，对比现行法律，我国古代立法更行之有效，以唐律为例：
“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财、乞物、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非监临之官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家人罪一等”。[15]
凡州、县、镇、戍、折冲府等判官以上，都是监临之官，一般指有领导职务之人，非监临之官指办事员，这些官吏的家人如果收受部下的财物，或向部下借债，或无偿使用部下的劳动，或与所管理部门交易时假公济私，都属犯罪行为；该官吏如果事前不知道家人的上述行为，也默认有罪，如果事前知道，则按一般的受贿罪处罚。唐明律基本一致，试举一个明代的案例：
“宣德四年七月庚午，宥刘观死罪，谪其子辐辽东充军，令观随辐闲住。观为都御史，贪赃狼籍，……其子辐尤无状，与皑等相为表里，各道御史悉听指使。浙江奸民伍辰、顾宗淳等皆犯死罪，辐受其白金数百两，皑与观皆播弄得免死。辐之所得，盖与观等。辐贪淫狼愎，靡所不至。上初有闻，犹以旧臣曲容观，及史劾奏其父子，备得实状，然后发之。”[16]
本案审理有它的法理基础：第一，血亲或家人收受部下财物，必有所应，必然告知官吏，受人之托，用人之财，必有所偏。事前不知，有失教之责，事前知道，有纵贪之恶，不能治家，怎能治国？不能正己，怎能正人？家人受财，官员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第二，如果要求控方承担事前是否知道的举证责任，则是缘木求鱼，因为家人之间的交流往往对外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隐密性，不易取证。第三，官员和家人是利益共同体，案发后，家人为了保护该官吏，会不惜一切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以规避法律制裁，以确保家庭的整体利益。第四，提高腐败的成本，依托血缘或亲缘立法，对症下药，制度反腐，从体制上进一步堵塞腐败的通道。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肯定，血缘关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在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中要反映这种特殊性：首先，鉴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应把一切国家作人员视为公务员，制订一个规范全体公务员行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次，要坚决抑制人事任命和公务活动中的血缘因素的腐败，有针对性地制订预防血缘因素腐败的操作性条款；其三，在刑事法律中，应增加针对血缘因素行政腐败行为的制裁条款，对公务活动中的裙带行为和亲属共同受贿行为进行刑事制裁，提高血缘因素行政腐败的成本。


参考文献：
[1]《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389页。
[2]《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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