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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仲裁法的解释谈起
——建议尽快制定国内仲裁促进法

王善炯*


[摘要]我国的国内仲裁事业确实到了应该认真考虑加快发展以及如何加快发展的紧要关头。本文首先否定了目前对仲裁法进行解释的必要性，同时就其他促进国内仲裁事业快速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也进行了简单评述，最终提出了笔者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文章认为：参照仲裁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目前我们不宜采用修改仲裁法或对仲裁法进行解释的方法来达到促进仲裁事业大发展的目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寄希望于中国仲裁协会的成立，更不能采取某些人主张的“顺其自然，优胜劣汰”的观点。文章最终认为：推动我国仲裁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应该通过制定专门的国内仲裁促进法的方式，用专门性的法律来解决制约国内仲裁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事业新局面。
[主题词]仲裁法 法律解释 司法解释 仲裁协会 国内仲裁 促进法
引 题
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正在拟订对仲裁法进行综合性的司法解释，2003年2月底已经拿出了征求意见稿，看来仲裁法终于要出比较系统的司法解释了！得此消息，广大仲裁业内人士，大多表现得兴奋异常。确实，仲裁法颁布实施几年来，仲裁业内人士和仲裁法学界，要求对仲裁法，尤其是其中涉及仲裁协议的形式和法院对仲裁的监督部分，作出必要解释或修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是大家对仲裁发展日益关注的体现，但同时也集中说明了业界解决仲裁发展问题的希冀所在。在此，笔者觉得有必要认真分析一下这些问题，仔细研究通过这些途径，是否能迅速而彻底地消除目前制约我国仲裁发展的种种因素，尽早实现2002年济南全国仲裁发展工作座谈会确定的仲裁事业发展的奋斗目标。
一、他山之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探讨目前对仲裁法进行解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仲裁发达国家曾经的做法。
据笔者粗略考察，国外对解决仲裁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比较通行的“做法”，除了进行仲裁立法（包括对仲裁相关法律进行修订）之外，主要还是借助仲裁自身的调整和适应去化解矛盾、消除冲突，而鲜有对仲裁法律进行解释的先例。换句话说，外国先行者们对待其曾经的仲裁事业发展的窘境，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放任”姿态。我们很难说，别人通常也采取对仲裁法律进行解释的方法来界定和处理仲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包括我们身边的日本等，都是仲裁比较先进和发达的国家，同时这些国家跨越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但他们主要都是通过立法方式（或单独的仲裁立法，或在民事基本法律中规定仲裁方面的内容）确立仲裁法律地位及基本原则；通过仲裁机构（参照行业性仲裁规则示范文本）制定仲裁规则的方式，规范仲裁行为和仲裁程序；通过仲裁协会、仲裁机构（包括临时的仲裁庭）约定俗成的纪律规则，确立仲裁职业规范，护佑仲裁声誉。总之，很大程度上，别人走的正是我们一直怨声载道的路子。他们曾经也是相当艰难的。如果说其间有什么转折的话，无疑首推1958年6月10日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的成功签订。但笔者认为，纽约公约的通过，是建立在众多国家仲裁制度和仲裁事业的巨大发展的基础上的。如果说纽约公约推动了国际范围内的仲裁制度和仲裁事业的发展，勿宁说是国际范围内的仲裁制度和仲裁事业的发展造就了纽约公约及其今日的辉煌。
仲裁大国们的事业经历也正说明了仲裁发展不可避免的曲折性。当然，不可否认，其间也存在个别国家个别影响重大的前证案例对仲裁发展，尤其是其国内仲裁的发展起到过极大的促进作用的情况 。
二、我国国情
简单了解了国外仲裁曾经的艰难历程，下面来分析一下仲裁法的解释将面临的实际情况。
（一）仲裁法解释的目的分析
解释法律，必须有其必要性，这就涉及到解释的目的分析。分析仲裁法解释的目的，首先应从要求解释的缘起出发，但我们也不应局限于此。
笔者认为，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即将出台，还是仲裁业界的巨大呼声，都是迫于目前我国国内仲裁实践及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以及遭遇的不良境况与巨大压力。几年来的仲裁实践已经表明，影响我国国内仲裁生存的不良因素始终与仲裁事业相伴而快速发展着。更进一步来说，威胁我国仲裁发展的不是制度上的缺陷，而是制度下的抵触力量，尤其是基层法院相关司法人员对仲裁的抵触 。正因如此，对仲裁法进行解释的目的主要应在于进一步规范仲裁行为，协调仲裁机构与相关各方面（尤其是相关法院）的关系，促进我国仲裁事业健康、快速发展。但我们的最终目的更在于切实强化仲裁的合法地位，进一步发挥仲裁保障相关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作用。
（二）仲裁法解释的可行性分析
限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仲裁法作出解释，无非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两种有效途径。
1、法律解释
根据我国的立法制度，适用法律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1）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2）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而且一般来讲，法律解释的制定主体、程序以及法律效力均与本体法律一样。所以，与仲裁法一样，对仲裁法作出的法律解释，解决的是涉及仲裁法自身的规定的具体含义或是适用依据不明确等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如果实在有必要对仲裁法进行解释的话，法律解释算是目前比较可行且正确的方式了，但毫无疑问仍有哗众取宠之嫌 ，不如直接修改仲裁法（这也是其他众多国家曾采取的方法）。
换句话说，笔者这里并不赞成目前情况下对仲裁法进行法律解释或是进行重大修改。首先，如上所述，无论是修改仲裁法还是作出相应的法律解释，都很少涉及剔除外界阻碍仲裁发展的不良因素的问题，是对上述仲裁法解释的最终目的的一种间接的用力，并不能直接解决仲裁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问题。其次，如下所述（见本文第三部分），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比修改仲裁法或是对仲裁法进行法律解释更直接、更全面、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2、司法解释
这更是笔者不能苟同的方式。笔者认为，对仲裁法进行通常的司法解释甚至根本就是不宜采取的方式。首先，审判类司法解释解决的仅仅是审判机关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 ，具有先天的实体问题无权性（而正如引题所言，仲裁法屡受指摘的主要是其部分实体性规定的疏漏），所以也就决定了它解决不了目前我国仲裁的关键问题，更别提去解决仲裁事业发展中的众多其他问题了。其次，即使单讲法律适用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解决了，也并不能肯定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仲裁实践、乃至仲裁事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这也只是诉讼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因为，正如业界所坚持的，司法解释对仲裁的直接适用存在着法理依据的缺失。另外，笔者认为关键性的根源在于，目前众多基层法院对仲裁的片面认识以及由此而发的对仲裁百般刁难的现状 ，即使不能否定高法的良好初衷，但至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司法解释的现实不可行性。
其实，也许正是因为与仲裁相关的司法解释这些先天性的不足，使得高法几年来作出的众多这方面的司法解释显得零乱错杂、短期效应明显，始终难成体系。
（三）其他观点
从仲裁法的解释、修改到仲裁体制完善的方方面面，业界都有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下面主要从促进仲裁发展的举措方面再列举一些观点，并简单谈谈笔者的看法。
1、尽快成立中国仲裁协会
据笔者了解，目前许多仲裁机构，尤其是处于事业发展中下游的仲裁机构，把其仲裁事业、乃至整个国家的仲裁事业的未来都寄希望于中国仲裁协会的早日成立，包括行业性仲裁规则示范文本的尽快出台；把仲裁发展中出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中国仲裁协会成立后的全面监督、管理、支持和协调。笔者认为，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对中国仲裁协会职能的认识一定要定位准确：中国仲裁协会不能带有任何的行政管理部门色彩。否则，成立仲裁协会不仅无助于推动中国仲裁事业向前发展，最终，仲裁协会可能成为仲裁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归根到底，中国仲裁协会与行业性仲裁规则示范文本主要帮助解决的是仲裁行业内部自律以及仲裁程序的完善、统一问题，甚至正如人们期望的，或许也可以同时消除仲裁发展中的其他一些内部问题，但它不应当负责也不可能解决仲裁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实际上早有专家指出，在目前仲裁法尚未修改完善、国内仲裁机构发展极不平衡、仲裁理念颇有分歧的情况下，成立中国仲裁协会的条件尚未成熟 。而且，即使中国仲裁协会成立了，也不应具有过多的监督、管理、协调职能；即使出台行业性仲裁规则示范文本，也必须由各个仲裁机构结合自身特点和具体情况，量体剪裁，方可适用。
2、顺其自然，优胜劣汰
与上述观点相反，也有观点认为，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没有必要追求全面的、共同的、和谐一致的进步，针对目前各地各仲裁机构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应该顺其自然，优胜劣汰。同时，还有许多人认为，我国仲裁事业全面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无非就是部分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仲裁机构目前财政上、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加以解决。比如，仲裁机构在财政上的临时困难，可引入社会投资来解决，仲裁机构信誉的建立及事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市场的竞争、激励机制来完成，仲裁队伍的高效管理，可以通过建立仲裁机构及仲裁员、仲裁工作人员的过错责任制度来实现 。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仲裁法的立法初衷，同时也侵害了目前相对弱势的仲裁群体的发展权。大家知道，我国根据发展需要，通过仲裁立法，确立了机构仲裁、依法仲裁、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等法律原则。毫无疑问，为了贯彻实施这些原则，充分保障相关法律主体的仲裁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健发展，国家应该提供尽可能全方位的仲裁法律服务，这些服务不是单靠少数几个发展较快的仲裁机构就能胜任的 。如果只是个别的发达地区（目前主要是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发展仲裁事业，无疑等于实际上剥夺了广大其他地区的绝大多数的民商法律主体选择仲裁、通过仲裁解决相关纠纷的权利，这与当初国家出台仲裁法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同时，因为众多仲裁机构目前的困境，主要原因并不在他们自身，而且他们目前极为有限的事业积累，如果直面残酷的市场竞争的话，显得太过脆弱，所以，单靠所谓的市场机制的仓促引入，不仅无助于众多比较困难的仲裁机构事业的巩固、发展，甚至可以讲，对其事业的发展而言无异于是拔苗助长、雪上加霜，等于实际剥夺了其事业发展权利，是对其极端的不负责任。
三、建议尽快制定《国内仲裁促进法》
综合各方面的种种认识、观点和建议，笔者认为，只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出台一部专门的《国内仲裁促进法》，才是解决目前我国国内仲裁事业发展所遇到的各方面的问题、早日实现中国仲裁事业跨越式大发展的根本性方案。
（一）制定促进法的必要性分析
仲裁作为一种解决民商事纠纷的手段，是随着各国经济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19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相继通过制定国内法的方式，在诉讼之外，追加仲裁作为最终解决当事人民商事争议的新的途径。我国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推动全面改革开放和应对入世的需要，也于1994年匆忙出台了统一的仲裁法，将原有的14部法律、80多部行政法规、近200多部地方性法规中对仲裁的零散规定统一起来，将仲裁职能从行政机关剥离，由各地重新组建的社会团体性质的仲裁机构统一行使，同时规定了仲裁的一些基本原则 。这些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目前须接受政府法制部门领导的“国情”，我国仲裁制度的改革算是一步到位的。
然而，改革的成果如何呢？一句话，成果显著，压力更大。首先，仲裁规模与民商诉讼规模的差距仍然过大，难以正常发挥仲裁的职能作用。据了解，截止2002年底，全国仲裁机构七年多收案超过5万件，标的额逾千亿元；2001年到2002年，全国仲裁机构受理案件数及涉案总标的额分别达到仲裁法实施前五年的总和，超过仲裁法实施前三年的总和的四倍 。但1998至2002五年间，全国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2362万件，诉讼标的总金额达31971亿元，其中，同属仲裁受案范围的民商案件超过1460万件 。其次，全国各地仲裁事业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众多仲裁机构存在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 ，2000年，全国仲裁机构年收案超过100件的只有22家，2001年上升到33家；2000年，全国仲裁机构年收案不足50件的有近120家，2001年仍然超过100家。而同期北京、广州、深圳、武汉等仲裁委员会一家的年收案数均在千件左右。就拿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地区来讲，仲裁发展形势也是不容乐观。据笔者估算，2000年到2002年，地处江苏的13家仲裁机构每年仲裁收案数和涉案标的额总规模，仅仅相当于上述几个较大的仲裁机构中的一家的规模。
可以说，仲裁法颁布实施八年多来，在各级政府法制部门的领导下，我们或许超期走完了别人超过8年仍未走完的路，尤其近两年，我们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大。但别人比我们早走了何止8年，甚至何止80年——英国早在1697年即颁布了第一部仲裁法 ！时不我待，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按部就班地慢慢走完别人走过的剩下的路程了。党的十六大报告也要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有谁能否认我们的仲裁事业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报告留给我们的是仅仅不到20年的“开创新局面”的期限！
（二）制定促进法的可行性分析
虽然我国仲裁事业发展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国家建设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这种情况早可谓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了。我们一贯的对策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事特办，集中精力，加快发展。比如，2002年一年内，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三部促进法。因此，在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通过制定专门的促进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加速事业发展，在我国是早有先例的，并且是屡试不爽、越来越受青睐的方法。
同时，采取制定促进法的方式推动全国仲裁事业大发展，具有许多其他方案不具备的优势。简单讲，这里至少有三个突出优势。第一，层次高。作为法律，促进法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制定，具有极高的立法主体层次和法律效力层次。第二，影响大。制定、实施法律是一种国家行为，学习、贯彻法律是全社会的义务，无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还是普通市场经济主体，包括广大人民群众，都有义务按照促进法的有关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共同促进仲裁事业全面发展。第三，好办事。促进法由于其极高的立法主体层次、法律效力层次和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必然具有好办事的优势。任何相关单位和个人如果不按照促进法的规定，为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推波助澜，甚至暗中阻挠、恶意破坏，就是实施违法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严重的甚至可以构成犯罪，受到刑事处罚。
因此，笔者认为，为推动我国仲裁事业全面、健康、快速发展，尽快制定专门的国内仲裁促进法，通过自上而下的立法以及紧接着的全方位的学法、执法、司法，来祛除目前萦绕我国仲裁事业发展的恶劣氛围，营造仲裁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仲裁事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不仅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应该是最佳的方案。
（三）促进法方案概述
1、制定促进法的指导思想及立法要求
关于立法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应该充分体现前述关于对仲裁法进行解释的目的的分析归纳内容，即强化仲裁合法地位，改善仲裁事业发展环境，保障仲裁事业稳健、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仲裁保障民商法律主体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作用。为了体现这一指导思想，应该坚持和强调以下立法要求：第一，保护仲裁机构合法地位和权益。针对绝大多数仲裁机构相对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弱势，经常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实际情况，无论是促进法总则还是具体章节，都要作出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仲裁的独立地位及其他相关合法权益，不得对仲裁机构非法摊派、收费和无理刁难。司法机关不得歧视仲裁裁决，不得对仲裁裁决的执行、与仲裁相关的证据保全及财产保全等请求附加不平等的收费或审查条件。第二，积极扶持仲裁事业发展。这应该是促进法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所在。要明确规定扶持仲裁事业发展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对创业扶持、司法支持、制度创新、社会扶助等促进仲裁发展的具体内容分章作出系统规定。第三，大力提倡开展仲裁理论及仲裁实务研究，努力探索中国仲裁事业发展新的途径。
2、促进法的体系及主要内容
由于仲裁法早有关于仲裁实体、仲裁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故促进法的主要任务只限于理顺本应早就理顺的因仲裁事业发展而引起的复杂关系，解决本应解决的促进仲裁事业良性发展的问题。所以，与其他促进法一样，国内仲裁促进法只是为了加快仲裁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一时之需，是中国特色特事特办精神的体现，是一部临时性、辅助性、实用性的法律，其体系和主要内容可以相对体现短期性、可行性和讲究实效性的特点，而不必过于讲求严密性、逻辑性、统一性。具体来讲，除促进法的总则和附则外，对创业扶持、司法支持、制度创新、社会扶助等能有效解决仲裁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促进仲裁事业良性发展的内容均应分章作出详细规定，规定的内容要体现促进法的特点，注重问题的解决，注重发展的实效。通过促进法的全面规定，保证能有效地改善国内仲裁的发展环境，保障仲裁事业健康发展。
3、促进法的适用范围
一、案情

申请执行人（原被执行人）杨文显。
申请执行人（原被执行人）李肖琼，系杨文显之妻。
被执行人（原申请执行人）杨万江。
1996年，杨文显以镇建筑公司的名义承建镇第二中学办公综合楼及学生宿舍楼，由于资金不足，同年8月25日，杨文显与其妻子李肖琼一起向杨万江借款180000元，并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约定还款时间为“工程结束后即刻归还清对方”。事后，双方因借款偿还问题起纷争。2006年1月20日，杨万江向法院起诉，要求杨文显、李肖琼归还借款本金180000元及支付利息。

二、判决与执行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杨文显、李肖琼欠杨万江借款本金18万元及利息是事实，但因已超诉讼时效，判决驳回杨万江的诉讼请求。杨万江不服，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后认为，杨文显、李肖琼欠杨万江借款本金18万元及利息是事实，但并未超诉讼时效，于是，二审民事判决：一是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二是杨文显、李肖琼应偿还拖欠杨万江借款本金18万元及支付利息等，诉讼费用由杨文显、李肖琼负担。据此，市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至2007年1月间，强制扣划了杨文显、李肖琼的在银行的存款40万元，除去执行费用2075元外，将397925元全部退回给杨万江。存款扣划后，杨文显、李肖琼不服，申请再审。
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认为，杨文显、李肖琼欠杨万江借款本金18万元及利息是事实，但已超过诉讼时效，于是又作出再审民事判决：一是撤销二审民事判决；二是维持一审的民事判决；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共25874元，全部由杨万江负担。
为此，对于已被强制执行的款项40万元，原被执行人杨文显、李肖琼依据再审判决向法院提出申请执行回转，要求法院强制杨万江返还40万元和利息及再审诉讼费2718元。因而，对于本案能否执行回转，面临选择。

三、争议

在讨论该案能否执行回转过程中，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案应裁定执行回转。理由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9条规定，在执行中或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人民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撤销或变更的，原执行机构应当按照新的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执行回转的裁定，责令原申请执行人返还已取得的财产及其孳息。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该案原来的执行依据二审民事判决已被撤销，所以应作出执行回转的裁定，责令原申请执行人杨万江返还已取得的款项给原被执行人杨文显和李肖琼。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应执行回转。理由：该案存在特殊性。一是该案的再审判决也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认定杨文显和李肖琼应当偿还借款本金18万元及支付利息给杨万江，只是超过了诉讼时效而撤销原执行依据；二是法院强制执行杨文显和李肖琼的40万元并没有损害到杨文显和李肖琼的利益。如果法院裁定执行回转，让杨文显、李肖琼重新获得40万元，在事实上是不当得利。人民法院动用公权让一方当事人获得不当得利，显然与执行回转的目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不符。另外，欠债还钱是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杨文显和李肖琼欠杨万江之债，虽属自然之债，但按照我国的传统伦理观念，仍是杨文显和李肖琼应还之债，只是不允许杨万江通过公权途径追讨。如果本案裁定执行回转，让杨文显、李肖琼重新获得40万元，显然其社会效果并不好。因此，该案不应裁定执行回转。

四、评析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理由是：
　　首先，该案符合执行回转的法定条件。执行回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执行程序已经进行完毕。这是产生执行回转的形式要件。(2)执行根据被依法撤销。这是产生执行回转的实质要件。执行程序的发生以有执行根据为前提，即是强制实现执行根据中所确定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程序。一旦执行根据有错误，依法定程序被撤销，执行根据中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即失去了其合法根据。那么，将错误的执行根据执行完毕，自然就会产生执行回转的问题。(3)根据新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执行中，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人民法院应根据新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回转。上述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结合本案的情况，该案原来的执行依据二审民事判决已被撤销，当原被执行人杨文显、李肖琼依据再审判决向法院提出申请执行回转，要求法院强制杨万江返还40万元和利息及再审诉讼费2718元时，如果裁定不予执行回转既于法无据，同时又明显违背《民事诉讼法》“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的强制性规定。
其次，“不应裁定执行回转”的观点是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既然杨文显、李肖琼欠杨万江借款本金18万元及利息已超过诉讼时效，杨万江的债权已经转化为自然债权，那么，根据民法通则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法院对杨万江的债权不应再进行保护。既然法律赋予杨万江的权利而不去行使，那么，杨万江只有通过其他救济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
以此而言，对于本不应当受到公权保护的权利，但因为一份错误判决而运用公权予以保护了，这是审判中的悲剧。法律规定了执行回转制度，正是针对执行发生的错误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让杨文显、李肖琼重新获得40万元，显然其社会效果并不好”的认识，实际上等于运用公权又保护了一种法律不应保护的行为，如此的社会效果更是可怕的。
　　其三，自然债务形成的占有并非不当得利。杨万江的资金被杨文显、李肖琼占有是因为杨万江作为债权人长期怠于行使权利的结果，杨万江失去的仅是法律上的胜诉权，其与杨文显、李肖琼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旧存在。杨文显、李肖琼占有的资金虽应受到道德方面的谴责，但将“杨文显、李肖琼重新获得40万元”看作是“在事实上是不当得利”是缺乏法律依据和法理支持的。那种认为“人民法院动用公权让一方当事人获得不当得利，显然与执行回转的目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不符。”是缺乏前提条件的，同时，混淆了人民法院依法执行回转与道德约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