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设备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设备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一九八九年十月九日江苏省人民政府第四十次常务会议通过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六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2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设备管理条例》，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苏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全部生产设备的管理。
第三条 设备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技术、经济和组织措施，对设备进行综合管理，做到全面规划、合理选购、正确使用、精心维护、科学检修、安全生产、适时改造和更新，保持设备完好，不断改善和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素质，充分发挥设备的效能，取得良好的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
第四条 企业的设备管理必须坚持设计、制造与使用相结合，维护与计划检修相结合，修理与更新相结合，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技术管理与经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企业的生产设备属全民所有。管好、用好、维修好设备，保护设备不受损失，使设备经常保持良好状态，保证企业生产，是企业领导的重要职责。
第六条 各级计划经济委员会(或经济委员会)、工业交通部门，应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负责对企业设备管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七条 设备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对企业开展各种综合或单项检查评比时，应同时对企业的设备管理进行考察并作出评价。各级计划经济委员会(或经济委员会)、工业交通部门，应制定本地区、本行业设备管理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对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实施考核。
第八条 各级计划经济委员会(或经济委员会)、工业交通部门，应鼓励企业设备管理工作的现代化，推进设备检修工作的社会化、专业化，支持对设备管理和维修技术开展科学研究。
第九条 企业设备管理的主要经济技术考核指标，应列入厂长任期责任目标或承包经营合同。
第二章 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设备管理工作职责
第十条 各级计划经济委员会(或经济委员会)设备管理工作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设备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定有关设备管理的地区性政策、规程和制度；
(二)负责本地区设备管理的组织领导、综合规划、监督检查和协调服务；
(三)组织地区性的设备检修专业化协作，推动检修社会化和通用配件商品化工作以及开展闲置设备的调剂工作；
(四)组织设备管理先进经验的交流、设备管理和维修工作优秀成果的评定推广、职工的业务培训，为企业设备管理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
(五)组织开展设备管理创优活动，会同工业交通部门处理重大设备事故。
第十一条 各级工业交通部门设备管理工作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设备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行业设备管理的规程、制度和标准；
(二)负责本行业设备管理的组织领导、监督检查和协调服务；
(三)参与企业重大设备更新、改造和引进设备的可行性论证、规划、选型及验收工作；
(四)协同当地计划经济委员会(或经济委员会)开展地区性的设备检修专业化协作和闲置设备的调剂工作；
(五)组织本行业设备管理的经验交流，推广检修新技术，组织职工业务培训，为企业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
(六)组织本行业设备管理创优活动，调查、处理重大设备事故；
(七)编报本行业设备管理的统计报表。
第十二条 企业厂长(经理)设备管理工作的职责：
(一)对企业生产设备的管理负全面领导责任，推行综合管理。贯彻执行国家及各级政府部门有关设备管理维修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规章和行政措施，并据以制定本企业设备管理与维修的有关制度。结合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和经营方针，制定设备管理的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在厂长(经理)任期目标和承包合同中，必须列入企业设备管理的主要经济、技术考核指标，努力完成和提高主要生产设备的完好率、利用率，新度系数，大修理计划完成率，设备固定资产创净产值率，降低主要生产设备事故率(具体考核指标按照行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三)处理好生产和维修的关系，做好设备的计划维修和以状态监测为基础的预防维修工作，组织好维修备件的生产和供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使用设备更新改造资金和大修理基金；
(四)组织并督促企业设备管理部门及其它有关部门对职工进行设备管理维修方面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开展群众性的设备管理和维护竞赛活动，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对设备事故进行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第十三条 建立健全各级设备管理机构和工作制度。各级计划经济委员会(或经济委员会)、工业交通部门，要有一名领导干部主管设备管理工作，并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对本地区、本行业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大、中型企业要有一名厂长(经理)分管设备管理工作。必要时可设置专职副总工程师(或总机械、动力师)，协助厂长做好设备的技术管理工作。要设置与企业生产要求相适应的设备管理机构，配备各类设备管理专业人员，负责组织开展设备管理和维修工作。
小型企业要有一名厂长(经理)分管设备管理工作，按照生产设备的规模，配备相应的设备管理机构或专职设备管理人员和维修工人。
企业的设备管理部门要加强设备管理维修的基础工作和制度建设，努力实现设备的现代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
第三章 设备的规划、选购及安装调试
第十四条 企业必须做好设备的规划、选型、购置(或设计、制造)及安装调试等管理工作，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重要设备(精密、大型、稀有、关键、进口设备以及其它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重要设备)的购置，应在分管设备管理工作的厂长(经理)、副总工程师(或总机械、动力师)的主持下，组织计划、设备、生产、技术、工艺、安全、财务和使用部门，按照发展生产、工艺适用、技术先进、运行可靠、维修方便、经济合理以及安全、环保等方面的要求，进行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并按照有关规定上报审批。经批准后，由企业设备管理部门负责购置。
企业自制设备应组织设备管理、维修、使用方面的人员参加设计方案的研究和审查工作，并严格按照审定后的设计方案做好设备的制造工作。设备制成后，应有完整的技术资料。
企业购置(或设计、制造)的设备，由设备管理部门会同基建、安装、财务、使用等部门按照技术规程、标准和设备验收交接制度等有关规定，做好设备的检查、鉴定、验收、安装和调试工作。对质量不符合规定、技术资料不全的设备应不予验收。凡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设备不能投产使用。
第十五条 设备制造部门应与用户建立设备使用信息反馈制度，提供设备的售后服务。
设备制造部门应保证产品质量，提高可靠性和安全性能，满足用户要求。对设备保证期内发现的质量问题，制造部门应提供售后服务。
设备制造部门有义务为用户提供适量的备品配件，向用户提供安装维修必需的设备技术图纸，以及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附件清单等资料。
设备制造部门应加强与用户的联系，主动征求用户意见，对用户反映的意见应认真处理，并将处理意见及时通知用户。
第十六条 企业选购的进口设备应备有设备安装维修技术资料和必要的维修配件。
企业进口尚具有使用价值的旧设备，必须参照国内外有关技术标准，对设备的性能、质量进行严格的考察、鉴定和验收。
进口设备到达后，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认真验收，及时安装、调试和投入使用，发现问题应在索赔期内提出索赔。
企业应积极开展进口设备的消化吸收及其配件国产化和润滑油品代用工作。
第四章 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第十七条 企业应建立健全设备的操作、使用、维护规程和岗位责任制。
主要生产设备的使用要实行定人、定机、凭证操作，严格实行岗位责任制。多人操作的设备，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多班制生产的设备，操作维护人员必须实行交接班制度。
工人在独立使用设备前，须对其进行设备的结构、性能、技术规范、维护知识、安全操作规程等技术教育和实际操作技能培训。经过考试合格取得设备操作证的，方可凭证独立操作。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考核，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操作工人要严格按照设备操作、使用规程，合理使用设备。严禁超负荷、违反规范使用设备。
企业应把执行设备操作、使用和维护规程的要求，列入岗位责任制，并定期组织检查、考核。对生产设备应实行日常维护(日常保养)和定期维护(定期保养)制度。
第十八条 企业要加强设备的润滑管理，润滑工作要做到定人、定点、定时、定质、定量，并对润滑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分析。
第十九条 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动力、起重、运输、仪器仪表、压力容器等有特殊要求设备的维护、检查监测和预防性试验，及时消除隐患，保证安全运行。
第五章 设备的检修
第二十条 企业的设备检修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采用先进的检修技术和组织方法，执行检修技术标准，遵守检修规程，保证检修质量，缩短检修时间，努力降低检修成本。
企业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设备的实际技术状况和生产安排，编制设备检修计划并纳入企业年度计划。根据生产需要和设备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设备故障特征等情况，采取不同的检修方式。设备检修后，严格按照检修质量验收标准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
第二十一条 企业必须严格管理设备大修理基金，遵守财经制度，接受审计监督。企业提取和使用设备大修理基金，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专款专用，由企业设备管理部门计划使用。
结合大修理进行技术改造的设备，大修理费用不足时，可从折旧基金中安排使用。
第二十二条 企业应合理制定备品、配件的储备定额，合理使用储备资金，有计划地做好备品配件的生产、外购、储备、供应、保管、维护等工作，及时满足检修需要。
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在保证设备检修质量的前提下，积极采用先进的修复工艺，做好设备旧件的修复利用，节约检修资金。
第二十四条 企业应积极参加检修工作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协作，企业设备管理部门在完成本企业维修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对外开展设备维修，通用备件的协作生产，配备件调剂和维修技术咨询等服务工作。
企业进行社会化和专业化协作，应坚持有偿原则，实行独立核算。
第六章 设备的更新与改造
第二十五条 企业要根据产品发展规划，结合工艺改进和设备技术状况，编制设备改造与更新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以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素质。
企业设备管理部门应与计划、生产、技术、工艺、质量、财会及使用部门共同研究制定设备更新改造计划，经批准后，由设备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企业对重要生产设备进行改造和更新，必须经过技术经济论证，并按照有关规定上报审批。对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经济效益，应建立责任制，进行检查和考核。
改造设备要重视设备性能和质量的改善，避免重新复制技术落后的设备。要努力采用微电子和其它先进技术改造设备，提高设备的性能和自动化水平。
第二十六条 企业设备的固定资产折旧资金，应按照国家规定，主要用于设备的改造和更新，由设备管理部门计划使用。
第二十七条 企业对设备改造验收后新增的价值，应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固定资产增值手续。
第二十八条 企业对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设备，应报废更新：
(一)经过预测，继续大修理后技术性能仍不能达到工艺要求和保证产品质量的；
(二)设备老化，技术性能落后，耗能高，效率低，经济效益差的；
(三)大修理虽能恢复精度，但不如更新经济的；
(四)严重污染环境，危害人身安全与健康，进行改造又不经济的；
(五)其它应当淘汰的。
第二十九条 企业应积极开展闲置设备的有偿调剂和利用工作。企业出租、转让和报废设备，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企业报废设备不得继续使用，亦不得转售其它单位使用。企业转让设备所取得的收益，必须全部用于设备的改造和更新。
第七章 设备管理的基础工作
第三十条 企业应建立健全以下各项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并严格执行：
(一)凡设备购置、制造、安装、大修、改造、报废、调出等均应按规定办理检验交接手续，企业设备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二)建立能反映设备数量、价值、技术特征、维修状态、技术状况的设备卡片、设备台帐和管理档案，做到记录准确，凭证齐全；
(三)建立、健全设备的规划、选型、购置(或制造)、安装、使用、维护、检修、改造、报废等各项设备管理与维修工作的管理、考核制度，并对设备运行的安全、节能、环保等技术经济指标实行考核。
第三十一条 企业应大力开展和推进设备的现代化管理工作，广泛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维修技术，尤其是要推进应用电子计算机辅助管理和各种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不断提高设备管理和维修技术水平。
第三十二条 企业应制定设备检修的工时、资金消耗及储备定额。定期修订检修工作的各项定额标准，使其保持先进水平。
第三十三条 企业应向有关部门报送设备管理的统计报表，并对统计指标定期进行分析研究。
第三十四条 企业发生设备事故，必须查清原因，如实上报，并按事故性质对事故责任者严肃处理。
设备事故分为一般事故、重大事故、特大事故三类。设备事故的分类标准按照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企业发生设备事故，必须及时逐级上报有关部门。重大以上设备事故应上报市计划经济委员会(或经济委员会)和市工业交通主管部门。特大设备事故应在二十四小时内上报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和省工业交通主管部门。
一般设备事故由企业负责调查处理，重大设备事故由市工业交通主管部门负责调查处理并报市计划经济委员会(或经济委员会)，特大设备事故由省工业交通主管部门负责调查处理并报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特别严重的设备事故须报省人民政府处理。
第八章 教育与培训
第三十五条 各级计划经济委员会(或经济委员会)和工业交通各部门，应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培养设备管理与维修方面的专业人员。各类工科院校、技工学校有条件的，可设置设备管理和维修专业，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维修技能的设备管理专业人员和维修技术工人。
第三十六条 各级设备管理部门应会同人事、教育部门制定设备管理干部、维修技术人员的培训计划，对在职设备管理干部、维修技术人员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管理知识和专业技术教育。
第三十七条 有关部门和企业应将设备管理干部和维修人员的培训考核成绩记入个人档案，作为聘用、提职和晋级的依据。
第三十八条 企业设备管理工作的负责人，一般应由具有中专以上文化水平(包括经过自学、职业培训达到同等水平的)，并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员担任。
第三十九条 企业应建立一支具有良好业务素质并保持相对稳定的设备维修人员队伍。应倡导和鼓励设备维修人员钻研技术，一专多能，不断提高业务技能。应重视和加强对进口设备维修人员的培训。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设备维修人员中实行工人技师聘任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强的维修工作岗位上的职工可适当提高待遇。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四十条 各级计划经济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工业交通各部门，应定期开展设备管理优秀单位评选活动，对工作成绩显著的企业，给予表彰和奖励。
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每两年组织一次全省设备管理优秀单位的评选活动，对获得优秀单位称号的企业进行表彰和奖励，并择优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推荐，参加全国设备管理优秀单位的评选活动。
省工业交通各部门和市计划经济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应每年进行一次本行业、本地区设备管理优秀单位的评选活动，对获得优秀单位称号的企业进行表彰，并择优向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推荐，参加全省设备管理优秀单位的评选活动。
对获得全国、省设备管理优秀单位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奖金要专款专用。对获奖企业要按贡献大小颁奖，重点奖励在设备管理和维修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
第四十一条 企业应将设备管理技术经济指标，逐级分解至各级生产管理组织，作为日常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定期考核奖惩。
第四十二条 企业应根据设备管理工作的要求，定期开展评比竞赛活动。
第四十三条 有关部门对因设备管理混乱，使用、维护不当以及设备长期闲置不用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或挪用大修理基金和固定资产折旧基金造成设备严重失修，以致设备性能恶化而影响生产的企业，应限期纠正，并根据情节轻重，追究企业领导人和有关责任人员的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
第四十四条 有关部门对因忽视设备前期管理工作，缺乏科学的技术经济论证，盲目引进设备，给国家和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企业领导人和有关责任人员，应追究其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有关部门对玩忽职守，违章指挥，违反设备操作、使用、维护、检修规程，造成设备事故和经济损失的企业和有关人员，以及对造成设备事故隐瞒不报者，应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分别追究其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对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有关部门对徇私舞弊、违反国家和上级部门规定，任意处置企业设备资产，使国家利益蒙受重大损失的企业领导人和有关责任人员，应追究其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对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由于有关部门的责任，造成企业盲目引进设备，管理混乱，使国家和企业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的，由同级人民政府对有关部门的主要责任人追究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
第四十八条 有关部门和企业，对蓄意破坏设备，影响生产正常进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人员，应追究其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对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实施办法原则上适用于全民所有制邮电、地质、建筑施工、农林、水利、商业、粮食、供销、物资等企业。事业单位、集体所有制企业可参照执行。
第五十条 省工业交通各部门和各市计划经济委员会(或经济委员会)可根据本实施办法制订实施细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计划经济委员会负责解释。
论法治文明
2000年10月30日 09:40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文正邦
在我国正处于世纪之交，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的最强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而且“法制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在当今世界，现代化、民主、法治、文明及其一体化关系不仅已成为时代潮流，而且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精神；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以及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均已突显出了其特殊重要意义，它们都是保障和促进我国社会全面进步所不可须臾忽视的。为此，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其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特提出“法治文明”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中心探讨一下有关问题。
一、法律的文明属性
认识法律的文明属性，首先需要在观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意识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辅、重刑轻民、严刑峻法甚至酷刑乱法以及义务本位和官本位的影响，似乎一谈到法就意味着惩罚、镇压、限制、禁止、束缚、不通人性、冷酷无情等等，使人们畏法、惧法、仇法、避法，这样形成的法律观念自然就与文明无缘。
然而事实上，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属性，同时法律发达史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化的过程。
文明是标识人类的进步程度和状态，社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所以文明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紧紧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似应是比“文化”更高层次的概念。因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比较高一级阶段，即告别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动物界而进入文明时代才开始呈现的进步程度和状态；而在此之前，“文化”早已存在，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哪怕是早期旧石器时期最粗陋的遗物遗迹，也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但一般都不把它们称为“文明”。可见文明及文明史是标识人类社会发展程度中更高层次的概念，而文化是泛指人类社会任何发展成果和发展阶段的概念）。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生产工具改进（出现了金属工具）从而使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导致私有制、阶级以及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即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行为趋于复杂化，而需要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更加严密才能使社会保持有序）。可见国家和法律乃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虽然同时也就伴随着严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但也是人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行为方式趋于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董必武同志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 [2]；比利时法学家班达认为，法是文明社会通向公共的强制，是为在人们之间实现一种秩序而制定的“行为规则的总和” [3]；美国法学家富勒把法律看作是不断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4]；英国法学家菲尼斯认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确定性、具体性、明晰性和可预测性引入人类相互行为中，使法律不仅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而且建立了用以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机构，从而使“法律调整它自己的创造” [5]；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法的概念应基于科学普遍性，从最广泛的意义强调法应当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殊技术” [6]。
之所以说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这从法律的起源和产生过程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是社会调整从原始社会个别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调整进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规范性的调整；从自发性调整进到自觉的调整；是从氏族社会中习惯同宗教、道德规范混溶，权利与义务不分，进展到逐步分化发展开来而形成法律规范的过程。固然调整阶级关系的需要是法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乃是法产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层次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7]。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8]。
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属性，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但它作为一种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征和保障，就必然体现着某种公平、正义、理性和正当利益（虽然不同的阶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无怪乎从词源上看，不仅中国古汉字“法”寓有法平如水，即有“平”、“直”、“正”的含义，而且从若干种外文词源来看，“法”和“权利”相通，也具有公平、公正或正义的含义。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的伦理法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西方把理性和正义作为法的基础的自然法学思潮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也表明了人类追寻法律的文明性，崇尚文明的法律的强烈的、共同的价值趋向。
从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明智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思想家或是马克思，都肯定了法与“自由”这一标识人类进步程度的概念的内在联系（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9]。黑格尔以自由是对必然性即规律性的认识的辩证观点出发，进一步把自由视为法的本质。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0]因此“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 [11]。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法律是规律的一种，是社会的法则，是人的规律，这种规律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并以共同意志的形式制定为国家法律，遵守法律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法乃是自由的实现或体现，或者说“法律是自由的具体表现”，“是自己实现其自身的自由”[12]，因此法律是人们实现自由以及保障人的自由的武器。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3]再从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法律虽然是实行阶级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但法律的规范职能（评价、指引、预测、教育、保护、制裁）及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表明它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和社会冲突的调节器，是人们正当行为和利益的保障器和人的越轨行为的矫正器，是社会生活、社会管理和各项事业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明内涵和意义。
法律的发展史或发达史也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从同态复仇到罪刑相适应，从罪行擅断到罪刑法定，从“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刑、民、诉不分到形成各个专门法律部门，从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到作为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神，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所以，近现代法制发展所形成的系列重要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规定不为罪、无罪推定等原则以及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公诉和公开审理制度、陪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等，都是法律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表现。而现代法制所体现的文明，其实际内容就是一定性质和程度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以及以此为保障和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且，遵纪守法就是文明行为的表现，法律调整所要求的社会有序性是社会文明状态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法律文明的程度和状况是社会发展及进步的重要表征和指示器，法律和社会进步、社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法治文明的价值分析
笔者认为，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与人类进步事业息息相关。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特殊重要组成，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对法治文明作价值分析也就是要认识法治所包含的进步的内容，即分析法治所具有的文明性状和特征。而只要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文明确是法治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是法治的总的价值特征，体现着现代法的精神。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总之，不依个人意志、好恶、品质、素质以及升迁进退为转移。所以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跟专制也是毫不相容的。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向高层次发展，以摆脱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顺利发展。这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和趋向文明的表现。
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法治”概念的内涵比“法制”概念的内函更深刻，也更具有文明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而“法制’则不一定。一般说来，“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如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严刑峻法、酷刑乱法，以及绝灭人性的法西斯法），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只讲“法制”，就难以避免“恶法亦法”。只有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产物的法制，才与法治有所通义。而且法制所关注的是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而法治所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特别是现代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产生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即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建立，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权至重（实质上或形式上）、法律至上、宪法至尊；因此政府权力有限，人民主权神圣；实行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利，同时依法保障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分配。所以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要义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来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有效地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类在构建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共同要求，法治是社会在趋向文明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认为“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员即公民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三种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生活在依据“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权威和权力之下[14]。
法治的基本特征还在于它的公正性、正义性、合理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正义（法律应当体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准则，对社会利益进行公平分配），又讲求程序正义（在所有诉讼和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过程和机制中均体现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特权和法外特权，不承认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领域和公民。既弘扬法律至上、崇尚法制权威，又需要法律内含道德理念，并同道德相互支持、有机弥合，共同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也就是说，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现代法治还必然要求法律具有科学性，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为重要依据和标准，科学的法律是人类从事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智慧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一些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之稳固化、规则化、制度化，因而可以指导和引导人们在行动中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人们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改造社会，调整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这就必然要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方法和手段，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现代法治尤以尊重人的权利（包括人的最基本权利即人权）、保障人的权利为依归，因而以弘扬权利本位为特征。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义务的设定和履行均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权利的实质即确认和保障的人们的正当利益，它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核心，是人们法律行为的发动力和驱使力，是法这种社会现象的特定存在形式和载体，是公民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标志和象征。现代法治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强调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作为社会主体及法律关系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外在的、强加的、消极被动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和行为。这丝毫也不排斥权利与义务必须相统一，因为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目标指向，也是为了维护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利益。
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总的价值特征，既要求把竞争、效率和效益放到首位，又必须作到合法、合理，兼顾社会公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体现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公开、公正、正义等原则和精神，才能在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下，充分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神，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讲求文明的经济，它不仅坚持自由与秩序、行为与规范、效益与合法的辩证统一，而且要求作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利”和“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重视和完善对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保障（包括人权保障）、权利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法治在价值功能上的特征，就完全不同于传统法制那种重在禁止、束缚、限制、惩罚等消极方面，而是重在促进、引导、教育、调节、鼓励、授与、组织、管理、预测等积极方面。在现代法治的观念看来，法律并非是束缚人们手脚的东西，而是保障人们的权利和正当利益，可以据以争取和扩展自身合法权益的，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是我们组织和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务、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法治和民主、正义、人权以及科学技术等的这种内在联系，特别是作为现代法治本质特征的政治民主的各项要求、原则和精神，都表明法治和民主一样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和标志，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成果和结晶，是社会趋向更高层次有序化，高扬社会主人翁主体地位从而更有力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文明程度和水平。尽管资产阶级法治和民主因其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式上从而具有其某种虚假性，但法治和民主作为对人治和专制的否定，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其基本要求、原则和精神乃包含着人类追求文明社会的共同经验和智慧，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若干共同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的某些普遍规律性，因而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依法治国，也具有借鉴意义。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15]
不仅如此，法治的若干重要的形式特征，也表明它所具有的文明属性。
首先，法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 [16]。法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排斥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它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方向和标准；还在于它的作用和功能涵盖全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主体和角落，要求全社会所有人员在任何场合下均须一体遵行。因此法治的普遍性品格既是其重要的形式特征，又是其重要的实体特征，是法律至上性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其二，法治具有统一性、协调性。不仅是具有内部和谐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从而有利于保持治国方略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它同整个社会系统都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态联系，是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和力量，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
其三，法治具有监督性和自我约束性。它不仅是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监督的系统；而且法治具有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机制。司法独立就是其重要体现。坚持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审判公正、体现司法权威（这是法制权威的极重要内容），也才能保证法治系统对各项社会事务的有效监督。因此它既是程序正义之重要原则，也是实体正义和维护立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